今天，全世界所有大学的毕业生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不外乎是就业问题，如何在勤奋学习四年后，能寻到一份适合自己又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成为大学毕业生的首要关注的问题。作者以自己在华尔街求职和工作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怎样去面试，怎样应对办公室政治以及华尔街的银行精英们求职跳槽、升职和职场斗争的真实故事。 上部：我的华尔街生涯－－从博士毕业生到公司副总裁； 下部：华尔街的精英们－－谁在为大银行赢钱 （美）裔锦声 著??

人才战争1

《哈佛商学院综评》（Harvard Business Review）是对全世界商界和企业界都有着绝对权威影响的商场指南，当它将一个关于人才的崭新观念呈现在高层管理者面前时，人们对人力资源与人才的传统看法立即被刷新。哈佛商学院强调Human Capital（人才资本）与Human Resource（人才资源）在本质上完全不同，那就是“资本”可以再创造资本，正如钱能创造更多的钱一样，因而人才与钱财一样重要。Capital Management（资本管理）是一个最复杂、最艰深的学问，全世界赫赫有名的大洋行，例如花旗集团（Citigroup），摩根大通银行（JP Morgan Chase），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ty），李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高圣（Goldman Sachs），瑞士联合银行（UBS）以及香港汇丰银行等，用尽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最能受到法律保护的方式，管理着现代资本，以期在资本市场上获取最大回报。然而，谁能管理人才资本呢？这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是：如果将人才只当作资源来看，那么正如世上的煤气、电气、石油一样，人才资源迟早也会被用尽的。因而，哈佛商学院对今天商场取胜的决策是：掌控人才。

　　　　《人才战争》（The War of Talent）一书出版后，立即让所有的大企业、跨国公司、银行界对人才进行了一次全新的认识与评估，人才战略从此被正式提到公司的操作风险层面，而掌控人才则是今天世界范围内经济战争的上上战略，公司的人事部门再也不是单纯的招人部门，其工作也绝非发发薪水、讲讲公司各种福利、保险如住房、医疗、生活、孩子教育等那么简单了。

　　　　紧接着《人才战争》一书的出版，哈佛商学院又接连推出了三本重量级案例：《怎样管理人》（On Managing People）；《什么造就领袖》（On What Makes a Leader）；《跨文化管理》（On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三本书从不同方面讲述着同一个道理：怎样开发人才。因为只有不断地开发人才，人才才能源源不断，用之不尽，取之不竭。1992年当我被舒利文人力资源和企业管理咨询公司聘用时，那时关于人才的见解各持己见，《人才战争》这本书在宏观管理层颇有权威，但并不能具体详细地解释人力资源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更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很多时候我们得自己分析研究各个领域不同的案例，很多感觉和理念要自己去摸索。但由于有着丰富的第一手人力资源案例资料，当哈佛商学院推出的这些新视角逐渐被90年代的金融现实与银行间、大公司间相互合并的现实、全球越变越小的“合作伙伴”（globalization，global partnership）验证后，我们这个行业便首先开始对哈佛的理论加以重视并付诸实践。其结果是，我们公司按照哈佛提出的“忠于关系”（relationship loyalty ）超过“忠于品牌”（brand loyalty）的商战策略，在人才战争中，靠资深的个人关系，靠“一分钱必争”的认真态度，得以在咨询服务业后来居上。

　　　　在《怎样管理人》一书中，杰夫瑞·费飞（Jeffery Pfeiffer）教授将“人们工作就是为了挣钱”这一传统观念来了一次刷新。他指出雇用者在对待薪水的问题上犯了六个错误，尽管这些错误在观念上是完全正确的，它们是：

　　　　人力开支≠劳力开支

　　　　酬金减少≠劳力开支减少

　　　　劳动开支<公司总开支（租金、厂房、电话、税收等）

　　　　劳力底=公司有能力吸引人，如形象好，产品好，钱少人也愿去

　　　　个人增值酬薪方案=会导致更好的表现，因为人们为钱工作

　　　　费飞教授指出：上面六点，一般而言公司经理都十分认同，并且他们会在这六个方面去努力，这没错；但错在他们都忘了一点，那就是：最优秀的员工是在公司最令人满意的平台上将自己的专长与热情结合一体的。这样的员工不计较任何一切外在的因素，他们爆发出来的创造力是无法估量的。因为他们干的正是他们喜欢干的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工作。所以最佳的雇员不是为了钱而工作，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而工作。这种价值的最终体现是薪水处在本行业的最高点，自己的技术不断革新而永不被职场淘汰，自己的位置也因之不断得到提升，不断改进自己，同时提升他人。一句话：The best employee is the most motivated employee（最优秀的雇员是最受激励的雇员）。由此来看，管理雇员的最佳方式并不仅仅是提薪或强调公司的形象好，而是为雇员创造一个得以发挥自己长项和实现自己梦想的平台。

《什么造就领袖》一书中，最强调的是领袖的社会能力与前瞻力，其次是气质、性格、献身精神、勇气、专注、热情、向上的态度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领袖人物必须能够领导、且能够雇佣正确的人，而不是错误的人；领袖必须能够鼓动雇员，能够建立优秀的团队，能够与他人沟通，能够处理不同利益的取舍，能够安排具体工作，能够评审雇员的表现，能够面对现实和不断出现的变化，而且还能够管理人的习惯。但最主要的能力是有前瞻力。

社会能力（social skills）与前瞻力（forward thinking）往往被连在一起来看，因为商业是一种社会行为，商业上的前瞻意识决定超前决策。如果一个企业家不把今天的顾客利益放在心里，也就不能把明天的顾客放在心里，给自己、给企业带来的将是毁灭性的灾难决策。

　　　　这些书大有其观念上的指点意义，但是要将一个人的潜在能力完全发掘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我时常面对的问题是：“我学习全优，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为什么？”或者：“我的工作还可以，但不尽人意，我该怎么办？”“我每天工作十小时，怎么知道适合我的工作，能让我‘尽数张扬’的工作在哪里？”或者：“今天的世界已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因其高科技手段变得越来越小，我胆敢不踩点跟不上趟吗？如这样，我很快就会被淘汰！”与此同时，我还遇到更多更为直接和细致的问题，如：雇主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真的能把工作做好？我该怎样掌控面试，把面试做好使雇主想雇用我？我该怎样才能给人一个愉快的第一印象？什么样的穿戴适合什么样工作的面试？

　　　　为了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一个人力资源专家必须清楚地知道雇用者需要的是什么。诚然，他们需要的是素质好的雇员（Quality guy），但具体的工作要求是什么，这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雇主找人的第一条件首先是该应聘者能够将工作完成。找一个投资组合管理经理一定不同于找一个融资专家，尽管都是银行部门，尽管都是与资本打交道。同样地，雇主该怎样才能聘到顶尖人才？高招在哪里？谁来做他的咨询帮他招人？应聘者与雇用者同时遇到同样的问题，只是角度不同而已。

　　　　《征询猎头》（Ask The Headhunter）一书也许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一经上市，立即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畅销书，我们公司人手一册。人力资源的咨询工作如果不与猎头连起来，许多话便会成为空话，不被现实的世界验证。在《征询猎头》这本书中，作者从应聘者的角度提出许多具体方案，帮助应聘者解决怎样应对人才市场、怎样面试高薪和高难度的工作、怎样掌控雇主的挑战、怎样“有利可图”地为公司解决困难、将工作做好等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第一次将“猎头”这份工作变得“合情合理”，因为“猎头”与“红娘”相似，找工作的面试期和试用期与介绍两位陌生人“拍拖”一样，中间人因知道二人的底细，能够在二人不知对方的情况下提供最权威、最内线的消息，消息的可靠、正确与否当然还待二人接触后再加以验证。根据许多过来人的经验，找工作的最终目的一定是找到自己，只有在找到自己并清楚自己是谁以后（Who am I？），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无论是在公司求职还是自己创业。世上有你，就有一份属于你的工作。

　　　　作为一名人力资源专家，一名雇主与应聘者之间的“磨合人”，在华尔街高级人力资源、世界精英角逐的十年锤炼中，我替我的银行雇主们寻到最合适的人，同时替我的应聘者觅到最合适的工作；我的客户是我的应聘者解决问题的途径，我的应聘者是我的客户问题的答案。现在让我们一块儿来考虑以下问题：

　　　　　　1.你懂你要去应聘的这份工作吗？

　　　　　　2.你能做吗？

　　　　　　3.你能做好吗？

　　　　　　4.你能按雇主要求的那样去做吗？

　　　　　　5.你工作后能替公司赚钱吗？

　　　　　　6.有你无你都一样吗？

　　　　　　7.你的态度热情吗？

　　　　　　8.你对工作有责任心、自趋力吗？

　　　　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你可以去应聘，你告诉雇用者：

　　　　　　9.你过去干过什么？（5分钟）

　　　　　　10.现在你想干什么？为什么？（5分钟）

　　　　　　11.你想干的正是雇主寻求的，将接轨点摆出来（10分钟）

　　　　　　12.你将来的发展方向与这项工作的发展方向吻合（1分钟）

　　　　如果你的雇用者满意，他会主动提一些问题来完善并补充你说的话，帮助你得到这份工作。这时，你一定不能洋洋得意，因为洋洋得意后，自然会忘“形”。我曾经送一个应聘者去面试一份工作，因为面试进行得非常好，雇主立即就表示愿意聘用他。为了表示感激，他在离开面试时，与雇用者握手时多握了半分钟，还捏了一把，结果被雇用者猜忌，另一位应聘者因过于激动，站起身来收拾他的公文包时，兴高采烈地将一杯冰水撞翻，刚好倒在雇用者的裤裆处。两位应聘者得到工作了吗？当然没有！

　　　　最后，有了大学或研究生或博士生的文凭，能找到可心的工作吗？

　　　　四年的大学，能让你有四十年满意的职业吗？

　　　　一个月的新婚爱意，能让你有一生的幸福吗？

　　　　现在，看看我的华尔街生涯吧，看看我在全然不知华尔街与华尔街文化的情形下，怎样一头撞进去，怎样跌跤，怎样拼打，怎样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们先从华尔街文化入手，因为华尔街文化标志着白领文化。

　　　　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生产可见产品的企业，如美国的通用电器GE、中国的海尔集团，他们的企业文化不同于生产不可见产品的企业，如银行、证券公司。如果前者是靠产品信誉（高质量、优秀售后服务、合理价格等等），那后者靠的是人的信誉。这种信誉体现在五个方面：个人与银行，个人与客户，个人与上司，个人与下属，个人与平级的同事。

　　　　那么什么是华尔街的企业文化呢？

　　　　浮现在人们面前的也许是华尔街上那些衣冠楚楚、举止得体的年轻人，他们代表着成功与自信；或是美国全国广播电台CNBC那些声音清楚洪亮的分析员和他们对市场走向的预测——尽管他们的预测往往将投资者引入误区；或是纽约证交所门前宽阔的大理石石阶上，那永远坐满从世界各国慕名前来的人群；再或许是热闹的42街、百老汇以及世界闻名的公园大道（Park Ave.）上各高楼大厦顶部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股市自动报价系统和互相交错的红绿线；再或许是各大洋行醒目的广告话/画：花旗银行的“生活富有”（Live Richly）；或波士顿第一银行的“最便宜直接线上交易，五美元一次”（CSFB Direct，＄5 a trade），等等，不胜枚举。但在这一切联想画面中，我们看不见华尔街拥有一个工厂，生产一双鞋袜，不为人们提供任何一个“可见产品”。那么，他们是靠什么赚钱的呢？靠什么来维持华尔街数百幢大楼的每天营运？

　　　　我们知道，财富均是由人创造的。华尔街是怎样创造财富的呢？世界第二首富巴菲特（Warren Buffett）是靠什么致富的呢？靠投资，走长线，人们会立刻这样回答。这个答案最多只对了一半，因为在人人投资的今天，并不是人人在致富，致富的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也许有人靠的是侥幸，有的撞上了机遇；然而作为一个工业（industry），华尔街能存在二百多年，不可能靠偶然的机遇。财富五百强（Fortune500）的大公司，平均寿命也只有四十六年。在1929年与1987年的股市大崩盘以后，华尔街均能反弹，这说明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华尔街与工厂一样，有能力并且在过去二百多年中创造着财富，只是他们创造财富的途径与传统工业的方式不一样。

简单地说，华尔街以自己的智能才干通过管理资产的能力而获得财富，创造出来的产品不再是人们需要的穿在脚上的一双鞋袜；在鞋袜满足以后的今天，根据投资人占有资产的多少以及投资风险的包容能力，华尔街替银行的客户们制定投资方案，替投资者们设计或买进卖出各个不同的金融产品，又称“不可见产品”，为投资者创造财富，在为投资者创造财富的同时，自己也致富。

不同于一双鞋袜，一幢房屋，金融产品摸不着、看不见，是以“合同”、“契约”的方式出现。比如，用三千元购买十元一股的“中国电信”三百股，或者买进三千元固定利率在8％的政府十年国债券，这种成交，交到投资者手中的是一纸“合约”。如果这两个项目——中国电信和十年国债——是两个很优秀的投资项目，三年后，也许十元一股的“中国电信”变成二十元一股，投资总额翻了一番；而三千元的国债投资，在国民经济搞得好，物价稳定，通货膨胀控制在1％～3％的情况下，效益也同样十分可观，真的是“守株待兔”，坐在家里拿钱。但如果国民经济萧条，加上战乱、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变为8％或以上，8％的国债投资就是很糟糕的投资：本金虽然保住了，但利润率还比不过通货膨胀。这两个例子是极为简单化了的例子，要说明的是：华尔街是人为的市场，生产的是不可见产品，因其各大银行所拥有雇员的优秀程度与资金多少取信于投资大众。当在大众管理资产妥善有“赚头”的前提下，华尔街也“大发其财”。

　　　　由于华尔街的回报主要是靠人这“软件”得来的，华尔街对个人的要求就特别高；又由于银行各个部门是互相依存的，因此华尔街对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团队的要求也同样高；再由于华尔街永远面临的是不断的新产品与风险的出现，新的市场的开发，新的顾客的要求，华尔街必须保持“年轻化”——在华尔街工作的最佳年龄在二十五岁至四十岁；更由于在这个行业里的有限时间段内，人们期望他们的“最佳岁月”得到“最佳回报”，华尔街也是人性最暴露的地方：胆小（Fear）与贪婪（Greed）往往同步，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也应运而生，成为华尔街的一个可怖景观，时时听见从华尔街退下的或仍然坚守阵地的人们摇首叹息，将办公室政治与美国人惧怕的另外两件事税收和死亡相提并论。华尔街的白领心事重重，高收入的他们难逃这三大劫难：办公室政治，税收和死亡。即使如此，人们仍然“视死如归”地要去华尔街。

　　　　华尔街文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其全球性：无论纽约的华尔街、伦敦的“华尔街”、巴黎的“华尔街”、东京的“华尔街”，均是孪生姐妹。这些跨国大洋行的投资行为是全球行为，因而华尔街的文化也许是最不带有“种族色彩”的企业文化。一个世界，一个人类，一个市场，二十四小时交易（One world，One people，One market，Twenty－Four hours trading），是我们常听见的口头禅。这里，不要将个人的偏见与企业的统一文化相提并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总是有冲突的，尽管这些冲突有时根本不源于宗教信仰、政治偏见、皮肤颜色或地域口音。事实是，企业文化确实还因地而异。我认识一位华尔街高层对冲基金风险控制专家，他在纽约市场呼风唤雨。当公司将他借调到东京市场时，他的技术能力非但没有体现出来，反而因其个人开放的性格与在特定环境下（纽约）培养起来的心直口快的“企业文化”在东京惹下大祸：纽约与东京企业文化发生了冲撞，受牺牲的则是夹在两个文化间的雇员。也就是说，这位华尔街高层对冲基金风险控制专家，对对冲基金的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十分清楚，可是对企业文化之间，以及个人在不同企业文化中的个人风险却不明白，因而导致工作失误，最后他只好被迫离开公司——回纽约的退路也中断。

　　　　每年四五月份，跨国大洋行——美国银行、欧洲银行、英国老牌银行甚至亚洲银行如新加坡发展银行（DBS）、英资的香港汇丰银行（HSBC）——都派自己人力资源部门（Personnel Department）的职员到全世界各大名校面试学生。各大学校的“工作分配部”（Placement Office）每年三四月中也将哪些公司将前来校园面试的信息告诉相关的系和院部，有兴趣的学生前往填表，受其推荐甄选后，被银行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士面试。根据面试结果（A、B、C、D）而被告知下一轮的面试，或被客气地推掉：谢谢对该公司的兴趣，我们祝你在以后的工作求职时走运！诸如此类的话，我不少同学、朋友、同事以前都听到过。

　　　　如果校园面试成功，接下来的将是去公司本部或总部进行第二轮的面试。这次面试是与公司的各个部门的决策人见面。这第二轮的面试往往要持续好几个小时，其主要目的是让公司的不同部门对该学生的潜力有充分的认识，再按其潜力分配到合适的部门。有时，一个学生认为自己是天生的交易员，十个面试下来，也许这些有资历的华尔街老手们会认为该学生更适合去做市场国债营销。

　　　　如果这个学生被公认为在公司有前途而被雇用后，他首先要受三至六个月的公司培训。这个培训是由公司好几个主要部门联手进行的，如交易部门、推销部门、投资银行（corporate finance）部门以及分析部门等等。如果应聘者是去法规部、财会部、风险控制部或后台的计算机操作系统，训练过程要求又不一样。这些训练的目的是让这位新雇员对银行有一个更加全面的、直感直观和亲自动手的认识（hands－on），从而根据自己的好恶、能力来决定最终哪一个部门更适合自己的发展。

　　　　从一个新雇员到一个独当一面的好雇员，通常需要五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四年的大学生活能让一个学生在四年后得到一份大学毕业文凭，五年的华尔街生活，一般能使一个具有大学文凭的好雇员，从助手（Associate）成长为一个称职的副总裁（Vice President）。虽说是五年，但不是“一刀切”，时间可长可短。我认识一位从中国大陆辗转到东南亚后进入哈佛获得商学院硕士学位的学生，加入波士顿第一银行后，仅三年时间就从助手直接提升到董事（Director），跨过了副总裁的职位。

　　　　银行的职称体制大体分为五个等级：1.助手(Associate)；2.助理副总裁(Assistant Vice President)，这个职位处于助手与副总裁之间；3．副总裁(Vice President)；4．董事（Director）；5．执行董事（Managing Director）。华尔街一是论资排辈，二是论贡献排辈，每一级之间相差大概五年。

由于华尔街完全是“以人为本”的企业，人的优秀与否直接影响到投资的回报，因而报酬是十分清楚的，职位的提升与经济上的回报，一点不含糊。助手每年的底薪又叫年薪在五至七万美元之间；助理副总裁的底薪在七至九万之间；副总裁的底薪在十至十五万之间；董事的底薪在十五至十八万之间；执行董事在十八至二十五万之间。在此底薪之上，视其银行的利润，所在部门的利润，以及个人的贡献，还有年底分红，分红是年薪的20％－100％不等。但这里要将银行的三个部门除外，它们是：投资部，交易部，销售部（分为企业团体或私人银行部）。这三个部门是银行最赚钱的部门。

　　　　投资部(investment banking)负责大公司、新公司的上市，上市盈利是投资银行的第一利润。其次是销售部(sales)。销售部门有企业(institutional sales)与个人/私人银行部（high－net－worth individual/private banking），他们一方面要将银行的产品卖出去，一方面还要吸引“有资产者”和新客户进入银行。第三是交易部(trading)。交易部也分为两个部门：用银行的钱在股市做交易的(proprietary trading)，和用银行客户的钱在股市做交易的(sales－trader)。这三个部门的分红往往视他们的纯利润而定，按不同的比例关系分红，拿七位数分红的并不少。我认识的交易员里，有一年分红好几百万的，我的一位客户在1998年的分红是三千万美元！当然，也有年头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银行为保护自己的人力资源不流失，有时只好“变卖家当”，如，1995年，波士顿第一银行将自己在曼哈顿的两座大楼给卖了，集资给银行最不能失去的雇员分红，以留住他们。

　　我们应该知道，美国与新加坡和香港相差无几，人均收入均在三万美元，而且美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全世界的前几十名首富均在美国，但绝大多数财富却集中在很少数的人手里，所以这个人均收入的参考值不能真实地反映一般美国人的生活。其实，75％的美国人都过着很一般的生活：工作，养家，操心孩子的教育费用，操心自己的退养社保，担心医疗保险不足，担心房屋贷款、汽车贷款不能按期支付。今天，要维持中产阶层一家四口的基本生活，依地域不同，一年至少得有七至十五万美元的收入。从中产阶层开始，大学教授的薪水与电脑专家的收入平均在五至十万之间，六七万居多；医生和律师，薪水的平均值拉得很开，五至二十万不等，十万居多——如果是私人开业，还得自己去找客户和病源；各行各业的销售部门如卖车卖房做进出口生意，薪水相差悬殊，二至二十万不等，八万居多；一般中小学老师和工厂工人的薪水在四至七万之间，相对稳定；警察的收入与在超级市场、麦当劳、电话局、邮局等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的收入相差不大，二至六万不等，四万为多，也相对稳定。每年，美国经济杂志都要公开社会财富与各个行业的收入情况，以引导人们就业。画家、音乐家、作家、诗人和从事艺术的，这些行业的收入，从来没被刊登过，也许收入太微薄吧，无法算做行业，只能看做个人爱好。美国政府虽说把言论自由看做第一，但还是以纳税的多少来衡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球星、歌星、影星也没上“排行榜”，成名前与成名后是两个世界的对比，无平均值可求。

　　　　人才的第二来源当然是内部人士的互相推荐。在股票市场上，谁是谁的对手，银行间彼此都十分清楚。互为对手的企业，往往在企业文化上也十分相似。比如，高圣最喜欢雇用摩根史坦尼与美林证券的投资银行家与证券交易员；JP摩根银行和花旗银行则“你抢我的人，我夺你的才”。华尔街流传的佳话是：花旗银行的“学生”受到全方位训练毕业后去JP摩根银行创业挣大钱，退休后又回到花旗银行当资深望重的咨询，安享“清福”。高圣在上市配股中表现出色的业绩，美林在共同基金的管理与资产分配上具有非凡的能力，两个公司的互补能力，显而易见。如果人才“跳槽”时跳对了，公司、个人之间都获益匪浅。我在欧洲银行任高职位的一位客户，后来跳槽到另一家欧洲银行时，将近一百名从事国债的交易员、销售员、分析员、计算机模型设计师等等，全跟着他先后进入这家欧洲银行。内部人士的推荐因其相互的信任与长期工作中结成的搭档关系（partnership），应当是最理想的“人力资源”。

　　　　人才的第三来源当然是“猎头公司”或美称“人力资源”公司的推荐。由于人才是华尔街大洋行立脚的根本，按其严厉的行规——这些行规或公司条例在合同上清楚地写明，其中包括加入公司后必须对公司“忠诚”，对公司的一切秘密必须严守，不能泄密；不能拉走公司的客户源等等。如果证据确凿，公司想跳槽的雇员与想拉这个雇员的公司（或先前离开这家公司现又向这家公司拉人的人）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这和高科技公司比如微软或硅谷那些软件开发公司的原则是一样的：高科技公司与银行创造财富的渠道大同小异，均是将一种想法（idea）变成可以牟利的产品（product），想法与产品之间则是人的才干、智能和集体力量。

　　　　为保护公司的人力资源，美国有一种称之为第三者破坏法（third party sabatage）的法律，对那些同行企业之间的相互“恶意行为”，进行法律制裁。我的一位客户是美林证券公司外汇交易组的组长，除管理正常业务外，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每天下班前，将自己小组的录音电话抽样倾听，防止任何对公司的“不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与猎头公司的交谈。猎头公司不受限于第三者破坏法，猎头公司的出现正是因为同行的大洋行之间不能互相“直接”从对方挖人而产生的“曲线”接触法。我记得刚加入舒利文这家人力资源与人才评估和推荐咨询公司时，我曾读到一个带插图的故事：美林的主席与高圣的主席共进午餐，席间谈到各自的高手——高圣的上市公司能手与美林共同基金设计专家均是世界级的人才。谈完后，两人都表示这场谈话是具有极高私密性的，因涉及到各自公司的业绩，“我不打电话给你的得力助手。”美林的老总说。“我也不断你的右手。”高圣的老板说。两人握手表示要恪守诺言。当天下班前，高圣老板的得力助手与美林老板的右手同时接到被邀晚餐的电话，电话是从各自的竞争强手处打来的，打电话的当然不是美林的老总也不是高圣的老总，而是他们雇用的公司猎头！

　　　　猎头公司的产生也是因为有买主要快速获取人才资源应运而生的。那么，猎头又从哪儿来呢？他们的职业道德是什么？他们在应聘者与雇用者之间，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在美国的白领阶层，特别是“最高级打工仔们”包括各大银行的主席、副主席，都需要一个猎头朋友？今天的职场，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质的变化？这些问题，我将在文中一一回答。现在看看我是如何被舒利文这家华尔街的人力资源、企业管理、猎头公司给雇用的。

我工作的这家公司——舒利文企业管理与人才咨询公司——最初是波士顿当地一个小猎头公司，专为波士顿地区的高科技公司寻找人才。后来业务拓展到法律、医院、金融界，并且从单纯地替别的公司找人，发展到咨询该公司成长的全部计划，开办培训班，培养在职总裁、副总裁的管理能力以及对人才进行评估与考核。1992年我去时，舒利文公司已经拥有十四个分公司，公司市场评估价值七千四百万美元。三年后，因其金融界业务在全球的剧增，公司的市值翻了一倍，我在公司的扩展中，在客户的获取上，起了很大作用。

美国的猎头公司与其他公司一样，人力资源源于三个渠道：一是从学校毕业生中招人；二是从其他猎头公司或企业规划管理等公司去挖人；三是不少从华尔街“退休”下来的交易员和产品推销员成为华尔街“猎头”。舒利文人力资源公司有许多项业务：训练各大公司的领袖人才，训练计算机人才，训练营销人才，“猎头”只是公司的一小部分业务，是由1987年股市崩盘后失去华尔街工作的几位交易员和国债推销员进入公司后发起的，因华尔街1989年指数反弹后需要大量人才应运而生的“衍生物”。

　　　　华尔街的文化本身就是“青年文化”，各部门的雇员，四十岁一过，便进入“老年”，他们往往来到猎头公司工作，因他们懂业务，又有关系，干起这个行道来驾轻就熟，而且收入不菲，二十万美元一年是常见的。我被雇用后工作的那个组——全球金融高级人材资源推荐中心，十五人中，有十一人曾在华尔街各大公司就职，工作年限十到二十七年不等，有的做交易，有的做投资，有的做上市，有的做市场分析。他们爱发脾气，几次电话“搬”不动一个人，就难以忍受这种“失败”；而从学校直接到此地或从其他企业过来的呢，苦于不懂专业知识，不懂华尔街的行话，就往往不能与华尔街的高级人才“对上话”。记得我刚工作不久，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电话打到美林欧洲部的政府证券市场推销部一位资深销售员手里，刚说完两句话，他便说我该回家做家庭作业：“你太嫩了，我敢把我的前途交给你？”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电话，使我产生了对我手中工作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我去熟悉业务，熟悉华尔街的人力资源市场和人才评估标准，以及怎样认真倾听客户与应聘者的要求，在将人才按其能力、专长、性格定位后，再定其价。这些努力，使我后来能在跨国投资银行所到之处，都能完成他们交给的项目。

　　　　“我们是媒人，”我的大老板曾对我们这些新来的雇员这样讲，“我们的任务是将公司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在一个可以接轨的点上连接起来，使公司与个人都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潜力，从而得到最大的回报。”

　　　　也许我在入门时听了并牢记着我这位大老板的训导，使我在以后的十年中能在东南亚的华尔街圈子里建立起一种信誉：经我推荐的个人，都在自己的新位置上“再进一尺”。我不是替人“找工作”，而是替人“创机遇”；不是替公司“找人”，而是替公司“创资产”。十年的努力与成功案例，使我能对自己作出这样的承诺，那就是：只要有华尔街，就有我的工作。通过第一年的努力，后面的九年全是客户找我，而不是我找客户。到1995年亚洲华尔街起飞时，指定让我替他们东南亚分行服务的大洋行，我们公司给他们送出去的账单真可谓拦路打劫（highway robbery）：每小时有的竟高达一千美元！

　　　　对毕业接着就是失业的我来说，能立即找到一份工作，真是十分幸运！一年前的1991年毕业论文完成前期开始找工作时，我一直眼睛放在学校内，我从没想到过在学校外面去找份工作：教书，是我的天职；写论文，是我的最爱；书，是我最好的伙伴。读书，想问题，眼睛往心里看，找到最新颖、最原始、最有创造性的命题与答案——我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一天，我去请求教过我中国诗学、聪明才智过人的助理教授约瑟夫替我写推荐信，他诧异地看着我要去的学校，然后告诉我他也在申请同一学校的终身教授职位。我吃惊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从才智和学业上讲，平心而论我比不过约瑟夫。约瑟夫早我四年从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博士毕业，已得到过许多美国政府和各种有名学术机构的基金，去年还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写了一年的中国诗学论著，在学术界小有名声，甚至他想找一份终身教授的工作也还找了四年！我们学校原来那份给他的教书位置本来是终身教授职位，但因经费问题，临时砍掉了那份工作，现在，约瑟夫也只好“另寻高就”。

　　　　我思前想后，决定把自己在美国的位置摆正。现实是，我必须忍痛割爱，放弃去美国大学当终身教授的愿望。我一边潜心把毕业论文写完，一边盘算去哪儿工作为好。我想到过回北大教书，但当时人人都在往外走，而我读了近三十年的书，其中包括受了十三年的高等教育，在碰了如此大的钉子以后——我得和一位比我强得多、没有得到终身教授的美国人一起在美国学校竞争同一份“终生教授”教书工作，我确实有点灰心，也有点想换一种活法了。我想，美国是一个梦想可以成真的国家，什么人、什么行道都可以有成功的机遇，校园里清高然而清贫的生活，也许从今将与我无缘了吧？

　　　　这些原因以及想和丈夫结束“牛郎织女”的美国生活，使我坚定了去波士顿的决心。忘记教书吧！到丈夫身边后再做决定，如果暂时找不到工作，我们至少可以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吧？我希望能和丈夫生活在一起的这个要求，在过去十年中，简直是奢望！为了求学，我和丈夫从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们是高中同学，后来他去上海读本科，我去吉林学英文。大学毕业后，我去南开英文系念硕士学位，他去北京航天部当出国研究生，我们1982年开始谈恋爱到1984年结婚，几乎就没怎么单独相处。1984年夏天他去了美国，一年后我因在北大教书时，绕未名湖晨跑巧遇丈夫所在学校的文学院前院长，他慷慨地帮助我去了美国读文学博士，可我刚到学校不久，丈夫就转学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两地求学，我们在感情上受的苦，只有我们和我们的女儿知道，因为小小年纪的她，也是个受害者，我们求学，她也得付代价：在美国她也无法与自己的父母亲生活在一起，因为她的父母要两地读书，她幼儿园的老师也不止一次问过我是不是单亲母亲！（这段求学的经历，我已在自传体小说《中国:我心脏跳动的地方》描述过。）到1992年，我和丈夫虽说结婚八年，但究竟有多少日子生活在一起呢？决心一下，拉了一车书我搬家北上波士顿。结果，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感情，从此以后全方位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是，我的这一段经历让我认识到知识是可以转换的，学文学的可以去干管理，可以去设计金融产品，可以去做人才评估。社会变了，职业结构变了，信息产业的出现，知识的膨胀爆炸，要求我们改变。求职的方式、求生的方式在新的社会大环境下也不得不随之改变，正如世界先于我们，我们得先顺应世界再说改变世界一样。离开中国到美国，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因为那是一条重新植根的艰难路。

　　　　第一、性格。性格的开朗、活跃，不怕困难，不怕被拒绝，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与人相处既能融洽，但又有鲜明的态度，是最能引起面试官和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重视的。

　　　　第二、信心。性格又与信心连在一起，性格开朗的人往往信心十足，在企业改变的今天，销售部门——无论是华尔街的金融产品或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洗洁精，都需要人来推销它们，否则，好的产品也是死的产品。企业是人干出来的，人们的性格和做人做事的信心决定着公司能否生存下去。我认识华尔街的一位超级证券推销员名叫葛丽丝，她得到在美国八十年代最走红最难进入的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的工作，便是她决断认真的性格所致。在应试官对她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他中央银行证券推销部所需要的人才,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而是华尔街街头风里雨里卖“热狗”的小摊贩时，葛丽丝抓起自己的高档西装外套就蹿出面试官的办公室并扬声说道：“需要我卖多少热狗？”就因为这，葛丽丝被所罗门兄弟纽约总部证券推销部雇用，而那一年，整个所罗门兄弟在全球一共只招收了三名亚裔！

　　　　第三、谈吐要清楚。华人在美国主流社会或中国人在外企求职时，一定要有口头上的准备，一定要战胜非母语带来的实际障碍与心理障碍而得到雇用者的认同。这就要求对工作了解详熟，明白公司是干什么的，自己的职位是什么，需要自己以前哪些成功的案例来支撑面试时取胜的机会。滔滔不绝是不可饶恕的，面试官在你开口五秒钟后便知道你能否胜任这份工作或毁掉公司。我的一位朋友初次去纽约银行面试文秘工作时，面试官问她有什么资格在银行做他的高级秘书，她文不对题地讲到她在哈佛大学进修过，见过众多的国家级企业领袖，知道他们的意图和性格；同时,自己是学英文的，能够准确地了解纽约银行与中国银行在业务上沟通的难点。她眉飞色舞地讲得正起劲时,面试官打断她说要接一个电话，一去就再没转回。他给她的教训是：当文秘的首先要知道什么时候终止讲话。但碍口害羞、吞吞吐吐也注定要失败，应试官会认为你的脑子出了毛病，所以反应才如此迟钝，口也跟不上趟。一问一答，答话的时间是问话时间的两倍为最佳；还有，当回答不上所提问题时，一定要诚实以待，回说自己不太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说请指教我这问题该怎样回答为佳；或说这正是我的弱点，有待改进。千万不要装懂或文不对题地自圆其说甚至狡辩，因为这给人不诚实的印象，不诚实将使你失去一切求业的机会，特别是银行供职的机会。银行的第一要求便是诚实，因为这是公众对银行的要求。如果人们对银行置疑，还敢把辛辛苦苦劳作的报酬存进银行？同样地，你对银行不诚实，银行敢雇用你？把千百万资金交你手中？把二十四小时电脑运转的责任交你担负？不敢！

　　　　第四、专业知识。我们通常会认为专业知识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根据企业成功用人的案例看，往往在决定起用一个人材时，专业知识被放在人品素质之后。这样讲吧，如果我们去一高档饭店用餐，我们不会因为食品本身不是特别中意就发誓再也不去那餐馆了，而往往是因为那高级餐厅的劣等服务与怠慢使我们恼怒，使我们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去这家餐馆。所以英文有句俗话：不好的饮食因其优质的服务能被人原谅，但没有任何可口的菜肴，会使你忘记糟糕透顶的服务!(A good service can save a lousy meal, but a lousy service can never save an excellent meal！) 专业知识，配上高尚的人品和清楚的谈吐，往往立马能得到第二次面试的机会，我1992年在舒利文企业管理与人力资源咨询公司面试七次才被录取，问题出在我完全不懂专业又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上——我是厚着脸皮蹭上去的。

　　　　第五、个人背景。个人背景是应聘者能否得到面试通知的决定因素。没有良好的个人背景：学校的成绩，就读学校的排名，以前工作的经验，做了多少社会义工，是否在体育上有特长等等，都会被考虑，这是对一个人全方位的评判。中国人不太看重体育在人的素质培养上的重要性，而美国人却特别看重。在他们看来，体育运动能向一个人天生的素质挑战。能否接受挑战，不仅反映身体素质的好坏，更反映心理、脑子的承受力。比如说一个人的天生素质只能让他跑上八百米，但他靠超人的毅力跑上五千米，那么用人单位仅就这一条就会对他刮目相看。我的小老板就是这样一个长跑者。他没有天生的长腿，可他有天生的毅力，这毅力使他的“短腿”能跑过公司所有的长腿。想想，那些成天在华尔街各大楼里手执千万、亿万资产，在交易场上杀进杀出的年轻交易员，他们需要多大的心理承受力和体力来接受每个人在决策金额时，给公司、给自己带来的危机或机遇？华尔街那些年轻气盛的交易员，个个头发斑白，而他们的年龄也不过三十到三十五岁！

在以后的七天里，我几乎每天打一个电话过去，米切尔要么在开会，要么在电话上，要么见客户去了，最后一次是他出差伦敦了。不管是真是假，总之，他没有时间给我。然而，就是这最后一次救了我。拿着电话发呆的我，那天突然灵机一动：我将第二个电话直接挂到了总机，请总机接线员接转公司总裁。这“胆大包天”的举动，给了绝望的我一线生机。电话接通了。

这里，我得打断一下。1992年，我去舒利文这家公司工作前，我曾有过一段让人心碎的炒股经历，这经历我一直想瞒着，因为回忆起来太需要勇气，但对我后来的求职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十来天前，我和一位朋友循着报纸去一家大陆人开的炒外汇中心去炒外汇，结果这家公司没有合法手续，被联邦政府给查收了，仅三天，我失去了全家的积蓄：一万七千美元。查封关门的那天，我们这么多可怜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想到的、谈到的都是街上那可怕的到处卖房子的广告，卖车的广告，失业工人手牵手在市政府门前做成的人体广告：“我们要工作。”站在被查封的公司门外,我眼前的街上是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带着他们的小狗小猫，跪在大街的十字路口，脖子上挂着一大块厚纸牌，上写:我们要零活(Odd jobs)。希望有人雇他们去割草做家务。现在，我将加入他们的行列，可我还跟他们有本质的不同：他们至少还可以领救济金，而我还领不到，因为我那时还没获得绿卡。当时我可真恨透了自己，我必须找份工作!我和朋友心急如焚地离开大楼，在被查封的公司外面转了很久不敢回家。我后悔万端当时不该去炒股，但钱已经丢了，该怎么办呢？我不愿回家，不愿看到丈夫的失望，不愿让他伤心。我和朋友在河边放声大哭，哭够了，我们无处可走，只有回家。回到家，坐在家门口的阶梯上等着，月亮和星星早已出来，洒在波士顿的夜空。我不知等了多久，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推门进家。丈夫早已知道丢钱的事，他看见我进屋，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人没有出事就好。他把我的手抓得好痛，然后告诉我他下午出去把车卖了，也刚回家。

　　　　“车卖了，你怎么上班？”丈夫刚在一家电脑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离家十多里路，没车怎么上班？

　　　　“换了一个便宜的车。”这时我才知道丈夫将他花六千五百美元买了仅仅几个月的七成新的红色皇冠小跑车，以四千五百美元卖了出去；又用五百元买来一辆十多年老掉牙的旧车，虽然能开，但很破旧。唉，世上只有我知道他曾经是多么喜欢那辆红色的拉风小跑车!

　　　　“至少我们能有几个星期不用担心交房租，而且，我很快就会有薪水。”

　　　　我的眼泪哗哗地滴淌在他的手上，同时发誓要在股票市场或跟金融有关的地方把钱找回来，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手上还抓两把土！

　　　　八个月后，当我从公司拿到我的第一笔分红：扣掉税后的二万四千美元，我将丈夫约出去吃午饭，然后欢天喜地地和他一起去看车。我要给他买一辆当时在男士中最流行的红色日本跑车米亚塔(Miyata)，那车很亮丽，只需一万八千美元，丈夫摸着车，十分喜欢，可坚决不买，把卖车的美国大个子急得流汗。结果我们的第一笔收入，在他的建议下送了他母亲八千美元，我的大舅父八千美元，其余的，我们自己留下。

　　　　在我等公司接线员转接电话时，我把最坏的结局已经想透了：不就是公司总裁不接我的电话吗？即使那样，我也没有失去什么，我能失去的已失去了，别人不要我，我得不到这份工作。谁知总裁秘书接到我的电话后，让我等等，接着很快传来宏亮道地的美国男中音，像电视广播上的声音那样浑厚、清楚、动听：“This is Donald. Howmay I help you？”(这是唐纳德。我能替您做什么？)

　　　　在这一瞬间，我把准备了一个多星期的话，我的优缺点一古脑儿全讲出来。我告诉他——在紧张状态下我连他的名字也没听清楚——我没有商学院的学位，但是我有文学博士学位，文学是人学，我善解人意；在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中，我知道怎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少数族裔，我经受了很多艰难困苦，它们没有让我倒下，而是使我变得更加坚强。我还说，“女人总有一种土地感，坚忍不拔，长于应对生活中的不测。哪怕你们的雇佣经理再三不答理我，我也坚决不退。你可看到我的决心和勇气。”最后，我还专门补充说虽然我没有银行工作的经验，但基于我有上述这些优点，我恳请公司一定为我提供一个成功的机会，或者至少让我获得一份除教书和餐馆打工外的主流社会的工作经验。“您能失去什么呢？录用我期间的薪水？您可以不付我！”

　　　　等我被公司雇用后，我的这位大老板唐纳德告诉我，他当时听到我在电话上一口气用流利的英文说的这些话后，十分震动，立即就想雇用我，“因为你是一个不会向生活妥协的人，而我们公司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但按公司规矩，他仍然让我经历了七次面试，两个星期后，在拒绝了其他一百多应征人后，公司雇用了我。

　　在我和公司大老板谈了近十分钟后，他说他将让米切尔立即跟我联系，安排我来公司面试。

　　　　半个小时后，米切尔的秘书打来电话，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公司接受面试。

我无法言表我当时的心情，我只记得我慢慢地滑坐到了地毯上，让我的脑子自由地、不受约束地乱想。我想我在美国七年求学所受的一切感情之苦和经济之苦，立即就会成为过去，我们一家三口，再也不会各奔东西；我们去商店，再也不需精打细算；去超级市场，再也不会专捡便宜的食品买了，更为重要的是：我再也不会因为天天要找工作又找不到而变得心灰意冷。一想到去年（1991年）4月在新奥尔良开国际比较文学会议时，见到在会议走廊墙上那一百多名求职的中国博士生和教育学硕士生的名字和与之对应的少得可怜的几个教书名额，我的心就发麻。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何况就算我这鸡蛋绕幸碰得过石头，我还有胆子抛家不顾，“走美国四方”，哪儿有工作就去哪儿吗？没有！今天是我选工作，不是工作选我。我已过而立之年，我们这一家三口，该结束东奔西颠的局面了。读博士的分离之苦，我受够了，骂我意志不坚、唯利是图吧！我要一家三口好好地生活在波士顿，置下我们的房产，实现我们的美国梦：好车，好房，好学区；银行里有存款，股票市场有债券，身上有体面的衣服，家里有无尽的温暖，心里有无限的幸福，工作上有无限的满足，生活中的一切不测，我们一家三口共同面对。难道我一定要具备经济学硕士或国际金融博士学位，才能干好这份工作，实现我的梦想？我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时所受到的严格训练，不是同样可以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吗？企业管理，管理企业，讲的不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只要企业有一个问题，就一定会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读书的精髓就在于让我们有能力去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企业管理，说到底不就是找到最佳的管理方案，以帮助企业得到最好的发展，从而获得最高利润？没有利润，所有的企业都会关门。到那时，再上大学教书吧！随便什么大学都成，两年制的，三年制的，四年制的！教中文、教英文都成！

　　　　不过，那也不成。在美国要能当上终身教授，也得自己给自己设立项目、给教案找资金去，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教学，三分之一的时间写稿发表文论，三分之一的时间给自己的科别申请各种资金，那是跟干企业一样的辛苦，清高也清高不成！这苦，我不能吃了。如果不能吃，就只好一辈子在美国教中文，学中文的美国人，总是大有人在的。哎，还是先把手中这份工作干好再说吧！

　　　　就在我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又犯了一个大错：我忘了考虑应该如何准备第二天的“面视”。别人同意给我一个面视的机会，并没有说给我一份工作，面视不等于工作。我没有写错字，是面视。我得先让别人面面相视我，先让将要雇用我的人在视觉上对我有一种认同感，建立了这种认同感以后，面试（或口试）才有可能成功。可当时坐在地毯上的我，哪里懂得这些？我连舒利文这家公司具体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我没有人可问。

　　　　我跳起来，从衣橱里拿出我去年前往新奥尔良开会时买的只穿过一次的黄色廉价西装套裙，在镜子前比试了一阵，觉得还可以，又找出一对大耳环套在耳朵上。我没有合适的皮鞋。校园里，哪有穿高跟皮鞋的时候呢？记得1985年夏天初到美国时，连着一周，我轮换着穿从北京带来美国的好几条连衣裙，结果被几个美国同学追着问了好几次我是否天天去派对，从此我就改了装，再也不穿裙子皮鞋，换成牛仔服运动鞋了。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暑假里，我在高档的美国和中国餐馆带过位子，当过领班和招待，那也不用穿皮鞋。我咬咬牙，决定买一双新皮鞋。我于是开车去离家不远的麻省大道上payless鞋店买了一双＄9.99的白高跟皮鞋。那鞋原价＄14.99，我暗自欢喜节约了五美元。就这样的一身装束，我第二天斗胆“面视”去了。这是一家给美国大洋行在人力资源、企业规化方面出谋划策的公司，成功形象第一，可我那一身穿戴，引用米切尔秘书后来对我的直言：惊得她差点将电话掉地上！

　　　　我当时浑然不觉。1992年的我，一来不懂公司的dress code（职装规矩），二来也许我是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我小时的大陆教育里，从来就轻视涂脂抹粉，三是来美国后的学校环境，培养了我一副穿“破衣烂衫”的校园风。我在骨子里压根儿就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被人笑话。到美国后，我只怕一桩事：早上醒来，无路可走。也怕和丈夫吵完架后，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地方，孤燕难飞，无人心疼！

　　　　话说回来，面试，怕不怕呢？

　　　　怕。怕面试失误而失去机会。我怕在美国没有工作，早上醒来，就无路可走！

　　　　美国有一句名言：在美国，机会人人均等，正如在篮球场上，人人都有投篮的机会，能否把住机会，能否投篮成功，全在于个人。

　　　　一个人，一生能有几次机会呢?更何况在异国他乡？

　　　　我拼了：这份工作是我的！

　　　　我经历了七次面试，进入华尔街。这七次面试中，有两次是被人故意“忘”在了会议室；有四次是“闲聊天”，因为面试我的人，见我一问三不知，可又蛮有趣的，便跟我天南地北地聊了好一阵子；只有一次是正经的面试，那次面试让我大开眼界。

　　　　第一个“面视”我的人是汤姆。

　　　　汤姆五十多岁，在贝尔思登(Bear Sterns)证券纽约总部卖了近三十年的政府债券，两年前从华尔街退下来，与妻子从曼哈顿中央公园西边的高档公寓搬回到土生土长的波土顿北边小城，过上郊区的退休生活。但因为妻子烦他呆在家里，在毫无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为给妻子腾出家庭空间，汤姆只好出来打工。汤姆在华尔街熟人很多，在公司工作两年来，给公司带来好几位客户，但由于他后劲不大，项目完成率低，在公司的地位仅仅是一般职员，但他毫不介意，他在公司第三会议室“面视”我时的第一句话是：“Are you also retired and have no place to go？”(你也退休了没去处？)

　　　　我非常感谢汤姆，他在我以后学习华尔街的运作、行为方式、待人接物方面，成为最称职的好老师，他与人无争的天性，他的随和，他冬天里站在公司门外，穿着白衬衣、结着红黑两色领带抽雪茄的模样，永远留在我北美的记忆中。

　　　　接着他问了我好几个有关政府债券方面的问题，我当然是一问三不知。看得出来，他有些惊讶，顿了一会儿，他开始问我的背景，这时我才知道他根本没看过我的背景材料——履历表早被米切尔扔进垃圾桶了，汤姆当然什么也没见到。好在我随身带了一份履历表，原来准备面试完了交给人事部的。我从假皮制成的黑色公文包里将它取出来，恭恭敬敬地放到汤姆面前。汤姆匆匆略过，然后与我讲起他的四个儿女，最小的女儿今年从南加州大学毕业，要去泰国当传教士。我于是讲起我在吉林大学的英语老师瑞安女士。因怀疑她在学生中传播宗教，学校当局要让她辞职。七十多岁的瑞安博士,年轻时的未婚夫在二战中的欧洲战场阵亡后，终身没有婚嫁。她从英国辗转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后到了中国，才重新发现生的意义，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儿女，但最后也只好辛酸地离去。

　　　　我们就这样不沾天不接地谈了两个小时，他离开会议室时告诉我他将叫迈克和我接着聊。等他走了三十分钟后，米切尔的秘书进来告诉我，今天的面试到此结束。

　　　　“我不见迈克了吗？”

　　　　“他在电话上，一时下不来。我在电话上通知你下次来面试的时间。”

　　　　我要求见米切尔或大老板，但被告知二人正开着会。我于是起身离去，心里七上八下。

　　　　第二次的“面视”是在第二天的下午两点，我照样穿着黄色西服套裙——我确实不知面试从此就会这样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否则我也许会忍痛去买两套西服。我去到同样的会议室，耐心地等。工作后我才知道，进入华尔街的大洋行或大公司，七八次面试是家常便饭，要想进入高圣或所罗门兄弟这些九十年代辉煌一时的投资银行，二十次的面试也是有的！后来大老板告诉我，马拉松式的面试是就职前的“必修课”，因为银行靠团队精神取得实效获利，团队或小组的成员，不仅要在知识上互补或加强，更要在性格上互补或加强。耐心，是华尔街人欠缺的美德，因此，对耐心的考验是十分必要的。一人为集体、集体为一人是华尔街的立根之本。如果十个人“面视”你后，一个人对你感到不舒服，你被录取的希望也会落空。

　　　　耐心和认同是多么地重要！

　　　　但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应征方式，我从来没有求过正式的职，打餐馆或去外面代课教书，我都只须面试一次，且每次都中，立马上班。

　　　　迈克是美国典型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出生的“婴儿潮”代言人，六十年代中期在加州见克利大学念量子物理博士学位时，曾因反对越战而蹲过监狱。我们成朋友后，他和妻子爱玛曾一块儿到我家做客。爱玛完完全全是美国电影“Forest Gump”里Forest的女朋友珍妮的翻版：金色长发，高挑身段，长袖长裙，神经质的谈吐，反应快得惊人，同时抽烟不断。谁也说不清楚是迈克害了爱玛，还是爱玛害了迈克：两人在博士将要毕业的最后一年，爱玛怀孕了，于是两人都中断学习。

　　　　“就那么一次****(操)，生活就给****掉了!”迈克的口头禅就是这么个“操”字。不是吗？他会反问。生活就是这么****来又****去的，没错！

　　　　“你也等着用钱？”这是迈克面试我的第一个问题。

　　　　迈克并不指望我的回答，他告诉我人的命运是由一系列错误决定的，比如说五年前的1987年年底，他当时所在的美国证券公司在美国股市崩盘时投在以色列市场的一笔股票生意，却意外地赚了钱，因之他也分到一笔三万一千美元的酬金。那笔酬金从此给他带来厄运，如今害苦了他。没那酬金，今天他就不会“沦落”到这步田地——他是该请大博士给他做咨询的，而不是给人做咨询。

　　　　“为什么呢？”

　　　　“因为忘了付税。”迈克耸耸宽阔的双肩，百般无奈地丧气地说。

　　　　三万一千美元的酬金，应该有50％以税收形式给政府上缴个人所得税，但因为是年底，迈克不知为什么给忘了，所在公司的财会部门也没报上去，结果这一万五千五百美元便以每年25％的利息递增，再加上政府罚款，三年后，迈克欠政府五万多美元。雪上加霜，1989年到1992年，美国经济底朝天，迈克到哪儿去挣钱？华尔街那几年的股市，跟这两年（2000—2003）一样惨，股票掉得让人心惊肉跳。政府的税收是不能拖的，罚单一到，要么卖房子，要么进监狱，迈克把房子卖了，还了“山姆大叔”(Uncle Sam——美国政府的代称)，全家五口包括两个即将上大学需高昂学费的儿子，搬进了一个小小的三居室公寓，人人怒气冲天，全怪迈克。

　　　　迈克早于我十个月进这家公司，他的当务之急是挣钱，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他面对的是那些向高科技公司进行投资的风险投资者，替双方介绍业务与人材。如果是在1998年、1999年，迈克挣大钱的计划一定能如愿以偿，提前实现，但在1992年、1993年，高科技行业中，“网络”二字还十分鲜见。

　　　　迈克的“黑色幽默”使我在就职后好几次遇到困难想辞职不干时救了我。他让人开怀大笑，他奇特的语言和视角，为生活的各种不幸添加风趣。

　　　　为了瘦身，迈克从不吃午饭，只喝水和咖啡，喝得牙齿发黄。

　　　　“我早已没钱吃喝，也不能吃喝了，”他说，望着我们在公司餐厅吃烤鸡，喝新英格兰牛肉浓汤，他只舔舔干裂的嘴唇，“如果再长胖，我连衣服也没穿的了。”他说，然后拍拍挺着的胸脯和肚子，白衬衣绷得紧紧的，像一只青蛙的大白肚。

　　　　我和迈克是隔邻，他来上班后就一直不停地打电话，一天要打三五十个电话。有一天我走进他的隔子间问他嗓子累不累，他一边在电话上跟他的客户大声说话，一边用手指着他桌子上玻璃瓶里的一大包黑乎乎的东西,对我摇头。见我无反应，他抓过笔在纸上写道：“Chinese herb: Miracle Throat. Don’t you know? It’s from yourhome country!”（中国草药：奇迹喉。从中国来,你不知道?）他也许讲的是“通大海”？我大笑起来了：那是我小时候害百日咳用的土法，如今在美国大公司派上了用场！后来我在电话上声音说哑了时，也喝上了迈克的“奇迹喉”润嗓子，喝得喉咙没见好转，口还特干，整天嘴唇脱皮。

　　那天面试，迈克和我谈了一个小时五十五分钟，全跟专业无关。我们谈到陈冲，中国的人权问题，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海湾战争，我的学校和他的学校，美国梦与中国梦，中国的福州与唐人街的“蛇头”，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最后他说：“永远记住一点：实现美国梦是要花大代价的，我们应该时时问自己：值得吗？Freedom is not free for the taking.（自由不是不花钱的。）”

第三次“面视”是在第二天上午9：30分罗兰对我进行的，这是七次面试中最正式的一次。罗兰有一个典型的美国成功男子的形象，很像电影“华尔街”里的投资银行家，风度翩翩，信心十足。他的提问全是一本正经的，如：你为什么要考虑这家公司？（仿佛我有什么其他选择似的！）你的就职目的？计划？短期目标？长期目标？你所学专长？对公司的要求？对这个职位的不明白处？

后来我知道罗兰以前在美林证券当了好几年经纪，1987年股市崩盘后，他不愿再继续为客户输钱，输得连一个朋友也不剩，才转行到人力资源部，专门到大学和研究生院替银行招聘有“有可塑性”的年轻经纪人。但人力资源部的薪水对挣惯了佣金的罗兰来说，实在是个“侮辱”。在万般无奈受不住经济压力的熬煎下，他辞职到舒利文做人力资源和人才推荐，专门为美林提供券商人才，获得“只有苍天才是顶”的佣金。每年我们公司新招雇员或开办企业领导陪训班时，都由罗兰上主课，他懂美国股票，讲话又清楚又宏亮，像电视广播，又喜欢帮助人，且没有任何架子。这是我最喜欢这家美国公司的一点：人人都没有架子，除了我的小老板米切尔。所有的人暗地里都叫他Asshole(屁眼)。

　　　　正是从罗兰那里，我得知我将要从事的工作的基本性质是什么：人力资源加“猎头”。

　　　　这是什么工作？我看着他，不懂。

　　　　“就是如何把人放在最好的位置，让他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只有将个人最喜欢做的事情与每天从事的工作划上等号时，人的创新精神、工作热情与积极性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罗兰讲。他讲得没错：从A公司拉人到B公司，旨在合理安排公司的人力，使其在公司得到最大的利用率。

　　　　“但如果从A公司把人拉到B公司，这不是挖A公司的墙角吗？”我开始怀疑这种工作的道德性。

　　　　“如果这位A公司的人能被轻易地拉到B公司的话，那么这人在A公司的位置，要么定位定错了，要么能力没有得到完全发挥，要么人事纠纷不断，要么环境不合适，要么薪水与能力不符，要么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原因很多。但依我看，主要还是定位定错了。位定错了，价也一定会定错，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发生，首先是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把一个不喜欢自己工作的人从A公司拉到B公司，从而使他得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做有错？而且A公司应该谢天谢地，因为少了一个没有必要呆在A公司的人。人才多得是，没有谁是不可缺的。A公司可以汲取教训，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

　　　　一瞬间，猎头变成了伯乐，但我思想还是没转过弯来，我的路太直：读书出国，出国读书，不知道还有替人更换工作的工作。

　　　　“你现在还不明白，没关系。我们的工作在无形中也提醒我们的客户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怎样评估一个人才，给他定合适的位置和合适的价格。如果你不信，你可以看看我们前两个月刚做的一个抽样调查：在五十个被电话调查的人中，有四十八个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比例大得吓人，而且还个个原因不同。八个小时要在班上，可又不喜欢这个班，这不是找罪受？这太残酷！正是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才能帮助他们将不高兴、不健康、没有热情的每一天，变成愉快、健康、有创新的二十四小时。”

　　　　见我仍一脸狐疑，罗兰转了话题：“这样讲吧，我们都希望结一次婚，然后终身幸福，那该多省时间、精力、心力和感情？但事实是我们也许得结三次婚，才能找到幸福。工作也是一样的。哪有一次就订终身的？我父母亲那一辈可以，我们这一辈办不到。你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工作结构不同了，我们工作的工具不同了，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大气候变了，我们的机会增多了，我们的选择增多了。一生换三五个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但要换得有道理，要换得高兴。我们的大老板唐纳德会跟你谈到公司性质、操作规则、运作方法、职业道德和信用体系这些问题的。他从事人力资源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雇用了我们所有的人，将一个几十万的小公司在几年内发展成七千四百多万的好公司，他干的一定都是守法的事，对他人对自己都有益处，否则，联邦政府早将我们给关掉了。”

　　　　我没做声。我还是有些想不通，但我想不通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你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时，有人帮你？为什么我没遇上这样的好事？

　　　　“如果我们被关掉，这些国际猎头公司，如Russell Reynold’s，Korn/Ferry（光辉国际）和Heidrick ＆ Struggles（海德思哲）也得被关掉。他们都比我们的名声大，他们的股票在纳斯达克交易场上天天上扬。我们只限于美国国内，而他们的高水平管理人才搜索和领导资询服务，则遍布全球。目前，他们还没有进入中国大陆，但香港、台湾、新加坡已是他们的天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你这样有亚洲背景的人。日本方面，我们全球组的三位雇员已从这些老猎头公司口里，夺走了一片面包。可惜你今天见不到比尔和日本人大和。大和原来在李曼兄弟（日本部）(Lehman Brothers, Tokyo)做外汇交易，1987年股市崩盘后，他来波士顿大学念书，毕业后不想回日本来我们公司工作，我们公司正给他办绿卡。你有绿卡吗？”

　　　　“我丈夫工作的电脑公司正给他办，我也会顺带给办了。”我如实回答。

　　　　“比尔是美国人，纽约州立大学东亚语系毕业，日语专业，在日本留过学，还在通用电器（日本部）工作过好几年，搞销售。比尔和大和是一对好搭档，一个会说，一个知道说什么。他们刚完成一个大项目，得了一大笔佣金，公司送他们去欧洲度假去了。日本组还有一个美国姑娘叫尼可，是哈佛大学东亚系毕业的，日语讲得和东京人一样。她给米切尔做助手，也刚完成一个项目，公司奖励她两千美元‘放肆购物’(Shopping Spree),今天去Filene’s(妃琳大百货商店)去了。今天这三个人你都见不到，很遗憾。

　　　　“Hi, Donald. How’s going?”罗兰打招呼道，“这是我们正在面试的应聘者Jeannie。这是我们公司总裁Donald。你们见过面吗？”

　　　　我摇摇头，但他推门进来的那一瞬间，我已经猜到了他是谁，从他不凡的气质，他善意的眼神和友好的微笑里，我知道他是公司的大老板，那位在电话上替我开了门的大好人。

　　　　“How do you do?”唐纳德将手伸向我。我立刻起身——我已经半起了，立即站直，赶紧伸出手去握住他的手。那手又大又厚实又温暖，给人可靠的感觉。他有力的握手，使我突然感到美国人，不，整个美国,对人的真挚与热情。来美国七年，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握手。

　　　　“Nice to see you here（在此见到你很愉快）！”唐纳德热情洋溢地说，他的声音如同电视播音员那样浑厚动听，清楚和不可抗拒，过了好一会儿，那男中音还在会议室里回荡。然后他转向罗兰，“你高圣的客户在电话上，但愿不是要毁约？”

　　　　罗兰说了声抱歉，便匆匆出了会议室。

　　　　“我希望能和你聊上两分钟，但有一个领袖人物培训班正等着我，对不起，我也得走。”

　　　　“Please do.(请走。)”我认真地说，力图将这两个英文字说得标准。

　　　　“希望在新雇员培训班中见到你。”他说，然后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转身离去，同时将门轻轻地带上。

　　　　于是,我又一个人给留下了,不知所措。是否我也该走？我偷眼向留了一条缝的门外望去，正好看见三位秘书在同时接着电话，除了她们带有英国口音的美语（后来听公司的同事告诉我，为了营造某种高雅气氛，这些接话员在电话上模仿英国女孩子说话）在空气中轻轻回荡外，没有其他任何声音。在她们的正对过有一只巨大的鱼缸，在清彻透明的水中，一群色彩斑斓的金鱼和热带鱼在随意地游着，令人安详宁静。鱼缸的正上方是一块描金挑木，上面书写：Our business is public trust（公众信任是公司之本）。

　　　　我打量着我所在的会议室，除了一盆兰花外，便是门上的烫金粗体字：People make the difference（人创造企业的不同），这个烫金匾在公司的进门处也有一个。这家公司看来真的相信他们从事的业务：人力资源。公司处处在提醒人的重要和如何用人的重要。

　　　　等了十来分钟也没人来，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后只好把我的英语金融词汇生字本拿出来翻看，消磨时间。等我看完时，已是下午五点，我看见有雇员下班，我于是也起身，走了。

　　　　我认为今天两个人，罗兰和大老板，面试了我，大老板的关，我过了；罗兰这一关？我不知道。

　　　　在后来两周的培训班上我再见到大老板时，他对我说，“我知道你会成为公司一员的。但美国公司聘人，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哪怕他是大老板。”

　　　　第二天，按米切尔秘书的电话指示，下午两点我又去公司进行第四轮面试，这次是去见斯蒂汶，公司的另一位有资格的成员。但我等了好几个小时，一直等到下班也没见到人。六点钟，秘书进来告诉我斯蒂汶临时有急事去伦敦见客户去了，但她先前不知道，是刚知道的，她十分抱歉让我久等。尽管我和米切尔的秘书在电话上谈过好几次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十分惊讶她原来不年轻。她的声音在电话上听起来只有二十岁，但人却五十开外了。有好一阵子，我无法将那年轻甜蜜的声音和我眼前有着无数小细纹的脸连在一起。那张脸上，只有那大大的深蓝色的眼睛，还表示出她以前曾经非常漂亮过。

　　　　“真的？”我不相信她刚知道这事，但我也没办法。

　　　　秘书看我很伤心的样子，便安慰我说斯蒂汶是个大好人，不是他不愿面试我，是因为他确实有急事要飞伦敦。她告诉我斯蒂汶的专长是金融IT复合人材。他以前替王安电脑公司做过事，在你们亚洲新加坡工作过三年，还会讲两句中文。他去年被米切尔雇来开辟伦敦市场，因为斯蒂汶有海外工作的经验。

　　　　“只要米切尔要你，斯蒂汶不会反对。”秘书说。

　　　　第二天，米切尔秘书电话通知我又去公司。“这是你的第五次面试，”她在电话上对我讲，“你的目的地越来越近了，不要灰心。”

　　　　我到公司后，她给了我一份“公司目标”，说是米切尔让我读的。“他等会儿就要来考你，赶快看。”

　　　　我立刻看起来，这是一份最标准的人力资源/人才猎头公司的公司简介和目标：

　　　　公司简介：通过全球范围索求人才，促进金融全球化

　　　　舒利文是一家独立的有限公司，总部设于波士顿，是美国著名的管理人才搜索和企业领导咨询服务提供商，为各行业、特别是高科技与金融业提供人力资源的服务。其宗旨是通过世界范围内的人才招聘，促进金融全球化。本公司通过其波士顿总部和设在全国的八个分支机构（包括设在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的纽约分公司），为不断发展的全球资本市场提供高级专业人才，特别是在债券销售、外汇交易、银行财务及高科技信息技术人才的搜寻服务。

　　　　舒利文目前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从事人才搜寻，公司利用其在各市场的庞大网络，为客户提供顶级营销人才、交易员、金融IT复合人才及财务人才。公司擅长于帮助其客户扩展业务能力及信息技术覆盖面，公司拥有一批敬业、高效的人力资源资深招聘专家，在金融人才招聘行业地位巩固，在纽约、芝加哥、伦敦、法兰克福、香港、新加坡和东京均有辉煌的业务纪录。

　　　　公司的金融部门启用经验丰富、富有实干精神的专业人员，其成员有的曾在华尔街顶级公司从事过推销、交易和信息技术工作，有的成员具有公司财务工作经验和研究才能，这对于创建一个高效、成熟、团结的团体至关重要。公司的另一优势是拥有丰富的行业知识，具有丰富的集团招聘经验。我们相信，这样的市场知识和坚定的职业道德，对于当今全球市场的工作至关重要，并使舒利文公司与其他大大小小的招聘公司相比时，与众不同。

　　　　舒利文公司专业人才招聘方法：

　　　　舒利文招聘专业人员采用直接、团组式招聘方法，为我们的客户和应聘者提供最高水准的职业服务。访寻工作做到绝对机密，严格为客户和应聘者保密。舒利文公司对市场情况了解透彻，其招聘人员决不将其访寻范围局限在少量应聘者之中，而是将目标投向整个具有潜力的应聘者人才库，经过缜密的比较和筛选，选出最有资格的人才。我们的座右铭是：决不浪费我们的客户及任何人的时间。对应聘者的资格确认过程已在客户提出要求之前进行，故能确保履行我们对客户和应聘者的承诺。

　　　　过去三个月完成的人才推荐范例：

　　　　纽约，高级外汇交易员。招聘单位：北美商业银行，专门从事各类挂牌资产和产品的交易。

　　　　纽约，拉美衍生证券交易主任。招聘单位：某顶级美国投资公司。

　　　　纽约，股票衍生市场场外交易商。招聘单位：某美国顶级投资公司。

　　　　芝加哥，定量分析研究所长。招聘单位：某国际衍生品专卖公司。

　　　　香港，高级基金管理人。招聘单位：某美国顶级投资公司。

　　　　如贵方有意，请与我直接联系。文件下面签署米切尔的大名。

　　　　我等了整整一个下午,米切尔没来，但我却见到无意中推门进来的好几位要用会议室的雇员，其中一个当两小时后又推门进来见我还坐在那里看天花板时，不禁深表同情地说：“全球组的门槛真是太高了！别人的时间不是时间？”

　　　　又到下班时间了，正在我焦急地坐立不安时,秘书又来了,说是米切尔突然有客户从南美来，太忙，没顾得上面试我，请我原谅。但他另外安排了两位雇员“面视”我，就是她身后西装笔挺的比尔与长得很英俊个子高高的日本人大和。两人看来关系很好，用日语说说笑笑地走进会议室，很随便地在我对面并排坐下，翻开记事本。客气一番后，他们告诉我因为是做日本市场，他们上夜班，我可以与他们先吃晚饭，边吃边聊，吃完饭后，看他们怎么工作。“随您的意。”比尔说。

　　　　我哪有心思吃晚饭？我针对手中的公司简介，问了他俩好几个有关工作道德方面的问题，他们的回答跟罗兰一个样，接着比尔开始问我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从债券、股票、外汇、金融机构到银行的区分。他问得这样细，甚至问到1792年梧桐树下二十四位股票交易员签定的第一个纽约证券交易条约（Buttonwood Agreement）以及美国前十大银行的名字、业务、相同处与不同处和各自的擅长。

　　　　“你以后会对这些词汇产生兴趣的，不用急，工作一段时间后，它们就会成为你的朋友，告诉你很多做人的道理，让你大输，也会让你大赢。”比尔十分轻松友好地说。也许是感到无法再问我专业知识，他转了话题，开始给我讲他转行的经历，怎样从在日本销售美国汽车到他为什么要回美国，因为他爱上了一个美国姑娘，而这姑娘想立即结婚，但比尔的积蓄不够。“我得加快挣钱的速度，这个工作看起来潜力最大。”最后这一句话他用日语对大和说，两人笑了，我也笑了。我在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研究生院，前后学了一年半的日语，能听懂一些。好了，面试于是用英文和日语同时并进，比尔连比带画不停地讲了半个多小时。

　　　　哦，他真爱说话，而且说得振振有词、头头是道。但我听不进去！

　　　　和他相反，日本人大和几乎没说什么话。以后我们一块上夜班时，大和也不怎么说话，而且很少说英语，但他十分敬业，下大雪也从不提前一分钟离开办公室，急得公司警卫和他跳脚。

　　　　一个小时后，我又心里七上八下地回家。

　　　　第二天一早,秘书又给我打电话来，通知我还需要面见三位雇员，但因那三人还在国外休假，整个面试要推迟到下周才能继续进行。

　　　　“米切尔今天不能见我吗？”我差点在电话上尖叫起来，我已经见了五个人，包括大老板，六个，去了公司四次，白等了两个下午。这不就是华尔街的一个人力资源/企业咨询/猎头公司吗？我不来了!但我用手捂住了口，控制了自己。如果这些哈佛毕业的、李曼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公司退下来的人都到这家公司来，一定有其原因。从我见到的四个人来看，他们都是上得了大场面的人，和我以前在学校和生活中见到的美国人不一样，他们更像好莱坞电影里走出来、头上时隐时现有着光环的人物，而且他们说话的声音，都那么好听！他们讲话也那么爽直，那么不绕圈子，不像我以前在美国大学的经历：教授说话，要么客气得让你不知所云，要么客气得让你梗在心里。后来我发现，这是典型的企业特征：语言的不同使用，表现着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我后来不仅要在谴词造句上改变自己，更要在性格上改变自己，我再也不能像当学生或在学校时那样，有什么想法，只须在心里推敲，然后自圆其说就成；现在，我要眼睛往市场看，往客户看，要“投其所好”，说话要直言，两分钟内把自己陈述清楚，不能绕圈子，不能将一句话拉成十句说。

　　　　“他今天飞南美了，下周三才回来。”

　　　　我绝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我挂掉电话后对自己说。来美国的这几年，我每年夏天都去餐馆打工，中餐西餐都打过，还当过一家美国高档中餐馆连锁店的市场营销经理。我握着拳头想了一阵，打定主意去剑桥区的谢丽登酒店当市场营销经理。我刚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的征聘栏里，发现这一个空缺。从我家到谢丽登酒店，步行只需十五分钟，我穿上同一套米黄色西装，去了。一个小时后，我得到了那份工作，在人力资源部填完表后，我答应第二天就可以上班，前任市场营销经理留下一大堆活，急需人干。

　　　　我在谢丽登酒店上班的第五天才收到米切尔秘书在我电话上的留言，通知我两天后的星期五去公司“继续面试”。我没有回电话。

　　　　星期四早上我还没来得及出门，电话就响了。我抓起电话，是一个男子的声音，清楚，又不可抗拒，我想这种霸道的口气只可能来自一个人：米切尔。果然是他！

　　　　“We’d like you to come today.（我们要你今天来。）”他不容分说，“今天是最后一次面试，我们一共安排了三个小时，七位雇员面试你，这也给你一个机会面试我们。我相信你对公司已经十分了解，对我们的几位资深同事也有了十分清楚的印象。”

　　　　告诉不告诉他我已有了一份工作？

　　　　“尽管我没直接跟你交谈过，但从旁边看，你是一个好材料：你能接受冷谈；你能反守为攻；而且还能给自己找退路。我与面试了你的那几位同事和大老板商量后，我们有诚意聘你。把你的饭店工作辞了——你不是来美国干酒店的，那是没有尽头的路：你八十岁也退不了休，就像我父亲!”

　　　　我大惊：他怎么知道我在谢丽登找到了工作？

　　　　在公司上班后我才知道，米切尔就住在酒店。他的人生哲学是：花钱越多，挣钱越多，如果不花，那就不挣。

　　　　“记住：你今后对你客户的了解，就要像我对你的了解一样透彻。对人才的评估，需要天生的直觉和后天的训练。”

　　　　我辞去了酒店的职务。

　　　　一个星期后，我穿上了我的第一套用一百八十美元从高档时装店买来的深色西装套裙，配着银色的胸针，上班了。

　　　　上班一星期后，我从旁知道米切尔和大老板的西装都要上千美元才能买到。当我开始和华尔街的聪明脑子打交道时，我知道尽管他们的企业文化是“低调”，不能“显赫”和“摆阔”，手里拎着半旧的黑皮公文包，但身上的西装可都是高档名牌，胸是胸，肩是肩，领口是领口，袖口是袖口的，而且配套领带的重要胜过女用丝巾的装饰，有的艳丽，有的庄重，有的成熟。如果你爱成功男士，送他一套昂贵西装和配套领带吧！

　　　　在华尔街，人是衣服马是鞍。买得起马，还要配得起鞍！

尽管我在舒利文企业管理与人才咨询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但这并不能保证我就能保住自己的工作，或者说我能干好这份工作。这只是求职求生的开始，困难还在后面。首先，我不懂专业，也不懂专业术语，而且我和同事之间没有任何认同感——我和公司的人不是一类人。我们不同的中美文化背景暂时不提，就打我到美国后，我一直都在学校呆着，而我的同事，大都是久经华尔街沙场的老手，他们和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价值观念这些大问题我们也暂时不去考虑，最先要考虑的是语言。

在新移民中，人们爱说的一句话是：有多少语言办多少事。如果不懂语言，那就只好去干不需要语言的事，很多新移民于是只好去干苦力，等语言上去后，再慢慢改变工作环境和社会地位。我的问题可有些特别：我的英文在美国文学院修炼了七年，说得从句套从句，谁也没有耐心听！公司同事们的遣词造句跟我完全不同，更不要说谈话内容了。我爱用学院派英语，用大字，难字，长句子，且一个句子主、谓、宾、定、状清清楚楚，可往往不等我把话说完，就遭人“好意”地打断，因为我说话太绕，是念博士时被学校给“硬”培养出来的，是“有教养的、语法正确的英语”。被人打断好几次后，我就感到憋得慌，感到孤独。

　　　　还有，同事们讲的笑话，我也大多听不懂，余下的，又太“低级”。有些笑话，我觉得简直不好笑，可他们哈哈大笑。想想：别人都在开怀大笑，你只是脸皮在动，那滋味好受？他们讲的人和事，我更不知道：州与州之间的恩恩怨怨我闹不清楚，我也不懂棒球，也不懂手球，更不懂美国的政治，共和党，民主党，他们关我什么事啊？我常在心里嘀咕我干吗到这家公司来了？可我的好胜心又偏要让我的美国同事们接纳我，我也要接纳他们，这真是谈何容易！说话和平时生活中看来最无关紧要的事，真正地是我上班后最难应对的事，使我伤了好一阵子脑筋！

　　　　要变成同事中的一员，还得在钱这个概念上修正自己。美国人喜欢今天用掉明天的钱，而中国人则喜欢今天为明天省钱。一个外国人，在国外亲人全无，如果平时不省一笔钱下来备生活中的不测，那是绝对不可以的。由于曾经在中国人开的股票交易中丢过钱，我真的怕没钱的日子重演，因此，我很俭省，不该用钱的时候，绝对不用。好了，我身边的同事，不少人有的是钱，他们是挣了钱后，才来这家公司工作的，而我是没钱，来这里挣钱的。我的薪水在六个月的试用期间少得可怜，真的是“食品钱”（grocery money），和在麦当劳打工差不多，只够我的饮食。我的同事去公司餐厅，中午一顿饭十美元，根本不在乎，仿佛公司餐厅是他们家的厨房，而我还是带着从学校出来的习惯：自己带前一天剩下的饭到公司。那时，我们一家三口每天的饮食也不超过十美元，于是我常找借口不跟同事出去吃午饭，等他们走后，自己就在桌边很快地吃完。这样做有时真让我感到难为情，其实后来我明白了一点，如果我直言告诉大家：我们家现在没钱，请原谅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出去吃午饭，谁也不会介意的。美国人根本不在乎你在哪儿吃饭，他们并不会因为你舍不得花钱到公司餐厅或外面的餐馆去吃午饭，就看不起你，你的生活方式是你个人的选择，许多美国人并不势利，也不干涉别人。但我的虚荣心却让我在工作的最初几个星期吃了不少苦头，还让我胃痛。生活是老师。慢慢地，我发现很多同事都喜欢吃我做的饺子，而且罗兰还端着碗喝那又红又辣又甜的佐料，他们轮流请我出去吃午餐，以此和我交换我的红油饺子。

　　　　没钱吧，我还多心。我认为他们不少人因为有钱或因为从小生活方式优越的习惯，说话时都很“冲”。从学校轻言轻语出来的我，特别不能习惯别人说话的这种态度，后来工作久了我才明白，这是工作性质所致，是职业病。因为要说服客户和应聘者，声音就得“硬”，才具有说服力。但我当时怎么知道？我太敏感，我没有办法不敏感。我是一个女子，这个公司是男子的世界；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少数族裔，而这里是美国白人的天下，黑人是门卫，黄种人是送外卖的；我讲英语，不管讲得多么流利，还是能听出来我是一个外国人，有外国口音。

　　　　唉，我太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和评论，包括我的头发式样，指甲颜色，口红质地，这一切小事我都不能放心自己！我完全没有自信，老是感觉灰头灰脑的。其实，自己对自己客观真实的评价才应该是最重要的，这种评价才会给人真正的自信。当时，我办不到。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介意的人是米切尔。

　　　　在我工作的最初三个月中，米切尔这个对人尖酸刻薄的犹太人，他带有种族偏见的风言冷语，有好几次将我气得头发晕，只想拔腿就走人。一个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又在李曼兄弟（纽约）拉丁美洲市场上当庄家制造外汇混乱的人，每天与我这个有着美国文学博士学位、心气很高但气量很小又学非所用的中国女子在一起，能不口齿相辱、打翻天吗？他没想到也许我的骨头比他的还硬呢！但我“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可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性格哪能低眉顺眼就被遮掩过去？有这些心理障碍，我确实过得不轻松，他也过得不愉快：找一个中国女人做同事，凭空给自己找了一个癌症来害！

　　　　人的感觉都是相互的。有时我想，也许流浪街头都比替米切尔打工强？他也许确实想把我赶走？为不少小事，比如我在用一本公司电话号码簿时，正巧他也要用，就为这么一点小事，我们可以吵起来，然后他会立下一条新规矩：用电话簿时要登记，先来后到。我从此以后不用。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和他大吵过好几次，他威胁过要辞退我，我也威胁过要将他告上法庭——我的嘴从不让人，尽管我心上有时也挺虚的。我们的“个人战争”(personal war)，直到二十个月后，我的客户,特别是瑞士银行、波士顿第一银行和摩根银行将他们长期雇用的人力资源公司给“开”了，而将生意因我的努力给了我们公司、并使我在1995年的收入达到米切尔的水平，我和米切尔之间的关系，才平等起来。

　　　　但在那天到来之前，我真的是跟米切尔下了一趟地狱，在他面前，我常感觉像个灰姑娘，穿了一套借来的漂亮衣裳，随时随地会被他揭穿真相，无地自容，无路可逃！

　　　　但最后，我还是跟他学会了骂“Fuck”（操）！

　　在美国职场久了，常听到的一句问话是：谁是你的Godfather（教父或保护伞）？回想我的就职经历，我的确没有Godfather，但确实有过很多不同的Mentor（指路人）。我摸索出的一条职场经验是：如果你能把虚荣心揣起来，总能平心静气地向最优秀的人(best)学习，你也许有机会成为第二优秀的人（second best）。在美国公司，优秀的人很多，各有所长，就看自己愿不愿意向人学，怎样学。平心而论，我想我在就职之初，从两个人那儿受益最大，一个是我的大老板唐纳德，一个是我的小老板米切尔；一个将我往上拉，一个将我朝下推。一上一下，他们不仅教会我许多专业知识和职场道理，他们更教会我美国公司的办事方式和行为准则。这些经验，无论我是花什么样的代价得来的，它们将我锤炼得意志坚强，使我后来在华尔街的工作，如鱼得水。

　　　　但我很顽强，我的天性就是不服输，我不在意一天要工作十个小时或是十五个小时，只要我的女儿让我去上班，把我送到门口时她不咧着小嘴哭，我就不介意我要工作多少个小时，要打多少个电话，要听多少人唠叨。慢慢地，我开始喜欢我的工作，而且就这样日日工作开来。1992年的秋冬在不知不觉中就这么没日没夜地过去了，只记得有一天，等我跟亚洲打完最后一个电话出得门来，已是半夜三点，我竟然忘了车泊在哪一个楼层，哪一个停车场。冰天雪地，在零下十几度的空旷停车场，荷枪实弹的公司警卫好心地陪我到处找我的车，但终因气温太低，停车场太大，我们冷得直打哆嗦，只好报警。警察来后，找到了车，原来我把车停到隔壁公司的停车场上了。半晌我才回忆起我们公司正在为波士顿各中小企业总裁举办管理训练班和电脑训练班，我们自己的停车场留给了这些学员。等我坐进车里用冻僵的手指发动汽车时，听到一首美国歌曲，那是当年麦当娜正走红的《为你疯狂》。我突然泪流满面：我真的是为了我的工作，为了在美国立足，为了让人看得起，为了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发疯发狂!

　　　　舒利文是一家人力资源公司，人力资源公司一般都兼做“猎头”项目，替其他公司搜寻、发现、推荐优秀人才。用米切尔的话来讲，猎头不外乎是跟踪追击选准的目标，“穷追不舍，只要目标一定，不会追不到的。我不仅追到，还会抓住他，将他的‘头’带到我的雇主面前。”

　　米切尔时常在我们面前这样洋洋得意地吹嘘。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他的高效率和命中率以及他锲而不舍的穷追精神，确实使他在华尔街多变的公司合并兼并年代，创下了不菲业绩。例如1994年，当Kidder Peabody的金融衍生物产品部门的整个组，从董事、执行总裁到下面的交易员、分析师、销售员、电脑平面操作技术员以及组里的秘书，因公司即将被通用电器GE卖掉、不知前景如何而焦虑不安时，米切尔可以有这样的智识、能力和技术知识，将他们全体二十多人马拉到加拿大银行，而这家加拿大银行正愁没有这样的专业人士开辟新产品市场，在慎重考虑是否用重金买下另一银行。当米切尔和这家加拿大银行取得联系，将这班人马以及他们的业绩呈现在加拿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面前时，他们欣喜若狂。这家加拿大银行仅以新建这个部门所需的30％的资金，获得了这二十多人，比接受或买下一个部门便宜了70％。而这二十多人的实际收入，也因这家加拿大银行的重金聘用，普遍增加了20％，执行总裁以及其他七位副总裁，均每人保证五十万美金的额外分红。这样的结合一定带来特别突出的成绩，一年后，这家加拿大银行的地位直线上升。为此，米切尔按与这家加拿大银行的合同，拿到一百二十万美金的重金取酬。米切尔的口号十分响亮清楚：我们的努力，为我们的客户和高级人才之间，铺置了一条“特殊绿色通道”。

米切尔的这种做法有其华尔街历史根源和特殊的外部压力。前面已经提到过，华尔街不生产任何一双鞋袜、一张桌椅、一台电脑等可见产品，但华尔街的银行大楼却个个富丽堂皇。钱从哪儿来？当然不只是靠吃老百姓的利息差(spread)——贷款出去的利息与他人在银行存款的利息，这个利息差是很小的，远远不够支撑一个大洋行。在今天全球互联网的时代。华尔街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早已完全改变了。且不论商行，我们只看投资银行。投资银行靠创造财富与管理他人资产的技能获得报酬的渠道，主要有三个方面：

1．融资银行家(investment banker)。这些银行家的任务是替银行在全球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将钱投进去以此获利。这些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们，智商高，头脑又清醒，与各地财团、首富们关系又密切，获取投资商机的机会多。当使有前途的公司上市时，银行作为牵头承包商，在上市公司里占一定数量的原始配股，这些原始配股在公司上市后的当天就可以抛掉，这些股票往往能赚得极大的投资回报。比如，美国史坦尼几年前帮思科系统公司上市时，原始配给股的每个股份仅二十美元一股，上市几小时后就冲到四十美元一股，一年后，思科股票狂升为二百美元一股。美国银行的盈利，闭着眼睛也能算出来。但银行也有失误、投资收不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呢？也许人用错了。

　　　　2．管理资产的超级基金经理(fund manager)。退休基金、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等十多种基金的经理们，在为客户设计全球投资方案时，能比一般的人找到更合理、回报更高的股票，然后将管理的银行资产投进去，一般20％的回报是合理的，从而钱生钱。但是，也有投资变为负数的时候，为什么呢？判断错了。谁做的判断呢？

　　　　3.公司自己那些成天手执亿万资产，在各大证券交易所冲进杀出、操纵市场的各大银行交易员(trader)，他们更直接地给银行创造着财富。这些交易员凭着自己的直觉和胆子，配合支撑他们的优秀“火箭科学家”，用那些“天才脑子”为他们设计的数理模式做后盾，天不怕地不怕地为公司大输大赢。他们希望赢多于输，然而，九十年代交易员将银行输掉的也有。为什么呢？系统不可靠？市场改变了？为什么事先没估计到？究竟是谁的错？

　　　　人！当然是人！

　　投资银行、中央银行、商行、保险公司，它们财富的获取完全取决于特别聪明的脑子和超人的技能。银行在本质上讲是管理财富的机构，只有在本金增值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报酬，这是不可见产品创造价值的属性所致。由此可见，银行财富的产生完全靠的是人。那么，这些能创造财富的人，能吸引财富的人，从哪里寻来？

　　　　这两条道——自己培养和从别处挖来人才——成为华尔街人才来源的主要途径，而我的工作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高级人才。我最初以为我的工作也是简单地“挖”人，但我弄错了。我很快通过下面一件事学到：真正的人才是挖不来的。我得用心血来了解他们，在获得相互之间的信任后，再推荐他们，否则，我不应该在这家公司工作，既浪费他人时间，也浪费我自己的生命。

　　　　记得那是我刚上班不久，我一个电话打到美林（欧洲）政府证券市场推销部一个资深销售员手里，刚说两句话，还没将自己介绍完，他便粗暴地打断我说：“You’re too green. Am I not insane to trust my career in your hand? Go and do your homework first!”（你太嫩了，把我的前途交给你，我疯了不成？先回家做你的家庭作业去！）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电话，我意识到我手中工作的责任。我从此开始建立“个人信息档案”(personal data )，把我尊重的华尔街人物，都给建立起一个小档案来，我跟踪他们的事业(career)，跟踪他们的业绩(track record)，我通过关系，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投资哲学，办事方式，在公司的仕途前景与个人梦想。我十分用心、细心，也很认真、踏实。在接受项目时，我从不贪多，每接受一个项目，我都用心良苦地去做，不做到不罢休。慢慢地，我的名声起来了，我推荐的人才，没有一个在新团队里失败的。而且我能在投资银行所到的所有市场，包括非洲市场，完成他们交给我的项目。跨文化管理的案例，我实在太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的应聘者和客户都告诉我，一个时间仅三十秒钟的电话，他们也能听出我是关心他们呢，还是更关心我自己的腰包。

　　　　当然，被华尔街的人认同还要学会一个特殊技能，那就是骂人。从不敢接电话到敢在电话上用粗话，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刚上班时，我最怕的就是打电话，看着电话迟迟地不敢拿起来。“电话要咬你？”米切尔曾经气势汹汹地问我。他当然永远不会知道电话真的要“咬人”，因为电话那一端的人气太盛，把我给压倒了，比咬我一口还厉害。有一次我给意志银行外汇交易部挂了一个电话，问接电话的是不是一位交易员，只听电话里传来泰山压顶的声音：“I’m a****ing trader and was just got ****ed up by the market! What do you want？”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样招架，我无法应付这种语言和这种气势，赶快挂上电话，心还怦怦乱跳。从这次经验中，我认识到要被华尔街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认同，还得有他们的气势和学会用他们的语言。这种骂人粗话并不是骂他人，更多地是“骂”自己，要骂得恰到好外，不无诙谐。后来我也开始骂人，那也是骂我自己，骂后确实能消除疲劳和缓解压力。

　　　　就在我每天不断骂自己的同时，我发现一个奇迹产生了：我这个灰姑娘慢慢地变了。

　　　　几年后，我变成了一个铁姑娘。

我的大老板唐纳德是个管理人的天才，他仅四十五岁，然而头发花白，脸色红润，有很少见的的贵族气质。他父亲曾是波士顿明星棒球队的教练，兄弟与肯尼迪家族关系甚密，曾参加竞选。我的大老板原来是学音乐的，后来改行做人力资源与企业管理。二十年的努力，使他在我们这个行业很有名气，他身兼很多头衔，是全美人力资源协会主席，还时常在电台和电视上出现，与美国广播电视电台CBS的名播音员关系很好，我们公司的免费广告，到处都是。大老板很讲究穿戴，看起来总是要上电视的样子。

也许是出于本能，他能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优缺点都看得一清二楚，大小不分：谁中午吃了午餐后不去洗手间漱口；谁绕着公司外面的大湖跑了一圈后，没有进浴室冲淋浴（公司有三个浴室和一个运动室）；谁喜欢在电话上饶舌；谁喜欢上班时间给女朋友打电话；谁工作起来不要命；谁喜欢工作一个小时就上一趟咖啡厅；谁喜欢热闹，谁喜欢安静，谁喜欢抽烟，谁喜欢喝茶，他全知道，他每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记笔记。他不仅看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他还注意我们的说话声音，走路姿态，穿衣戴物；他还看我们在回答一些具体模拟问题时表现出来的“直觉”反应。他信奉普林斯顿大学设计的一套测试雇员是否能成为最佳“销售员”的试题，这套试题有一百五十个问题，要求在六十分钟内完成，每个问题的答案有四个，但只能选其中一个。如果要靠自己的头脑来分析这些问题，时间会很快溜过去，往往二十个问题还没回答完，一个小时就没了。这些问题事实上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答案也是相对的正确与不正确，就看你自己的人生观、态度、直觉，所以，这种测试又叫态度测试（aptitude test）。我们被正式雇用之前（六个月的试用期期间）都参加过这个考试，看我们是否合适做这份工作。我记得我考试那天，拿着试卷，看也没来得及细看，便凭着直觉哗哗地划完了。我的考卷被封上，寄到普林斯顿监考中心，一个星期后，成绩回来，我的性格、直觉和素质的综合总数是99分，是“天生”的推销员、公关员、教师、政治家。

　　　　我大老板的直觉和相信普林斯顿的考试没错。三年后，我的业绩超过公司的每一个雇员，包括最初看不起我的小老板。接着三年，我又连续每个月每个季度被评为公司最优秀的雇员。我的大老板去普林斯顿大学要来一份试卷，让我做，然后让公司新招来的员工或业绩不好的员工拿我的试卷去做参考，并办学习班训练他们，把他们变成我的“克隆”。但在这点上，他最终没有完全成功，用他的话来讲，其主要原因是一个人的性格很难模仿。性格决定一切，特别是在选职方面。

　　　　根据我的经验，要做好人力资源工作，需要至少三个条件：一、专业知识；二、认同感；三、不能好大喜功。

　　　　我初入舒利文公司时，我的大老板做的对我最有利的一件事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特长将我们配对，我因为说话柔和动听，但不懂专业知识，他就将我与汤姆配对，力图使我和汤姆在每一天的工作中，在每一天的耳濡目染、言谈举止、接人待物的“磨合”中，掌握专业知识。

　　　　汤姆卖了二十七年的国债，专业知识强，对国债了如指掌——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专长是国债销售与交易部门的人力资源。我在工作的头两年中，将纽约国债部门的前二十家跨国大银行的最优秀交易员与推销员全做下了个人档案，使我后来的工作驾轻就熟。汤姆每天只打二十个电话，上午打十个，下午打十个，然后就站到公司玻璃门外抽他的烟，他与门卫开怀大笑，笑声顺着敞开的玻璃门传进二楼办公室。后来，我在我们这一行道认识了不少像汤姆这样从华尔街退不来的人，他们不是因为生活所迫才出来工作，也不是要获得什么成就感，他们实在是在家里呆不住才出来的，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是上天赐福。

　　　　汤姆虽说已结婚三十年，但他和他太太其实总是“不见面”。他说：“我二十七年都是早出晚归，她见不着我，我也见不着她。突然我们得天天见面，一个星期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上帝，我们至少应该离开对方五分钟，才能找到新的话题啊！”

　　　　汤姆的太太从未工作过，在家生养了四个儿女，汤姆退休回家时，先前还十分高兴，但与汤姆全美国游玩又去了一趟欧洲后，就对汤姆忍无可忍，天天指责他侵犯了她的空间，汤姆于是出来工作。他与我合作的条件是我每晚给他准备二十个我从当天工作中过滤后的人选：人名、电话号码，这样第二天他打电话时就不会打“冷电话”(cold call)。

　　　　“家里冷，电话也得冷？”汤姆吐口烟，烟绕着他的头顶慢慢飘动。

　　　　“我的客户遍天下，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不屑于给这些小年轻娃娃打电话。他们错过我给他们的好机会，那他们活该!”每次汤姆在电话上被人武断地拒绝后（这种时候很少），他就这样来宽慰自己。“记住，我们给他们的只是机会，他们要努力，才能使机会变成现实。面试不是工作。”他说负责伦敦业务的同事斯蒂汶和他的助手柯玛珥，对应聘者如同对意大利通心粉一样，一抓一大把，往墙上一扔，哪一根通心粉粘在墙上，哪一根就行！“我不会让通心粉粘墙上去的。要粘，我给他们提供一堵墙，自己粘去!”

　　　　汤姆打电话时，我就站在他旁边听。他直截了当，丝毫不含糊，而且由于懂那么多的专业术语、操作技能并认识那么多华尔街的老熟人，每次他电话打完后，总是喜笑颜开，仿佛和一位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偶然相遇聊了一阵愉快的天，但同时也忘记了打电话的目的：对方愿意考虑新的银行、新的机会吗？

公司的规矩2 我在工作最初的三个月，一直与汤姆合作，我们完成了两个项目，这两个客户与两个应聘者虽然都是我找到的，可他们都曾与汤姆聊过大天而没聊到“正事”上。但因为他们对汤姆的印象好，使他们对我的印象也好——一旦得知我是舒利文公司的，他们都向我问起“那老头”。

　　　　我和汤姆搭档的时候，我也与组里其他成员搭档，向他们学习不同的工作方法，力争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我和米切尔的合作最多，曾经最多一次我们有二十二名选拔人在高圣全球进行面试，但后来终因高圣门槛太高，米切尔不够耐心，我又经验不足，没能成功地完成一个项目。但高圣的众多雇员以后却因此成了我的朋友，当我羽毛丰满能独立完成项目时，这家头号跨国投资银行，就成为我最好的客户，哪怕是2003年的今天，股市如此下滑，公司需要高手时，他们不少经理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我！

　　　　由于工作的性质，华尔街每一个具有特殊才干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相互竞争的对象，其结果是谁拥有最优秀的人才与客户，谁就拥有最大的潜在收入。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办公室每天不充满火药味，倒是一件怪事。我那时还没把这些问题看清楚。首先，我还在试用期间，我的职称是“研究助手”(researcher)，我没有资格分红。但是如果我能“协助”一位资深咨询者(executive recruiter)完成一个项目，资深咨询者可以“酌情处理”，视我的贡献而“自由决定”是否给一点“物质鼓励”。哪怕我得不到金钱鼓励，但我的能力会被公司考虑，从而缩短我的培训期，这样我就可以独立完成项目，收入就会源源不断。

　　　　我拼命地学习和工作。我每天用两个小时从美国各大报纸和财经刊物上，剪下在美国政界和金融界有影响的人物和所有我认为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被不断地告知，今天的全球战争已经改变了方式：今天的经济战争是人才战争。我将这些信息分门别类地粘贴起来，建立小档案，一边丰富自己对美国的另类知识，一方面培养对信息的灵敏。我一心想能在一年内，而不是公司规定的两年内，就能独立办事。我太急了，虽然我可以为工作发疯发狂，但那还不够，我还得跌跤。跌一次，才能往前冲刺一次。我后来发现，跌跤是学会职场道理和办公室行为的最佳方式，吃一堑长一智，为自己设置一套牢固的防护系统，才能不在华尔街的办公室政治面前败下阵来。我真的感谢自己能一路跌来，特别是因我“好大喜功”而跌的第一跤。如果一个人想将天下之功都归于己的话，一定“吃不了兜着走”，要坏事的。

　　　　那是我上班后的第六个星期，一天，我在为亚洲市场寻找一位资深外汇交易员时，偶然与李曼兄弟龙头债券的后起之秀哈利森通上电话，他的英文十分动听，一口标准的伦敦腔，我告诉他我小时候学英文听灵格风，就是因为这伦敦腔让我着迷英语和英语世界的。这是真的。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对我印象十分好，聊了好几分钟后，他告诉我他们也正在找人，他的老板戴维森是澳洲人，特别诚恳，只要我如此真诚地向他讲明我们公司的长项，我们工作的方式与能力，就能获得他的信任并得到这个项目。

　　　　“我们正为找不到合适的人犯愁，香港当地的猎头公司，猎到的人跟他们一样：无敬业与责任心。”他让我等五分钟打电话过去，他先给他的老板通通气。

　　　　五分钟后，我心跳着将电话摇通。果然,他的老板戴维森接的电话，他简单地问了一下我的背景与公司，便直言道：“我们没见过面,照理，我不应该让你做这个项目，但我交易员的直觉认为你也许能找到我要的人。作为交易员，我的话就是合同。你如果两个星期完不成这个项目，那就拉倒，不要继续干下去。”于是他把工作的要求一一告诉我，我也一一记下。

　　　　我放下电话，心跳不止，这是我在香港市场，不，是整个全球市场获得的第一个客户。想想，我才工作六个星期呢！尽管没有合同，我相信这是一个真的项目，而且该项目完成后，我多少会得到一点佣金吧？我的脑子非常简单：为公司创了汇，我就应该有报酬，有多少，我不在意，公司会决定，也许是全额的10％，15％，25％，35％？最高就是35％了。

　　　　一般而言，要完成这样一个项目，我们需要十四个步骤：

　　　　一、签约（Contract）；

　　　　二、小组讨论（Group Discussion）；

　　　　三、公司人力资料库搜寻（Dada base search）；

　　　　四、相互推荐（Referral）；

　　　　五、交叉对比（Screening）；

　　　　六、预备应聘者（Prep the Candidate）；

　　　　七、面试阶段（Interview）；

　　　　八、薪水协调阶段（Negotiation）；

　　　　九、聘书准备（Offer Preparation）；

　　　　十、受聘与反聘（Counter－Offer）；

　　　　十一、帮助应聘者辞职（Resigning）；

　　　　十二、上班第一天（Day One）；

　　　　十三、熟悉环境（Settling Down）；

　　　　十四、费用支付（Payment to us）。

　　　　何况，李曼兄弟是个口碑很不错的国际投资银行，他们爱担风险，高风险高回报是他们的座右铭，而且他们利润一直很高。

　　　　我的判断是对的。三十七个电话打下来，我摇通了乔治工作的大通银行在伦敦分行的电话。我怎么也没想到原来大通银行因有大量的现金，他们在做国债时容许交易员的食用风险高达一个亿！这表明，乔治一定是个胆气很壮的交易员，敢担风险，这正是李曼要寻找的素质和特长。

　　　　在与乔治接通电话前，我和乔治身旁工作的几位同事聊上了天，我撒了一个小谎，说自己即将从波士顿大学毕业，想去大通伦敦培训部学习，想了解一下国债部门的用人情况，不知有否机会去他们那里工作。几个电话后，我了解到乔治毕业于牛津大学，每年大通直接去牛津大学招收他们认为最优秀的五名学生，乔治是1985年毕业生中仅被录用的两个学生中的一员，在此工作了八年。从去年开始，他想去大通（香港）设立的新国债交易团队，但香港与伦敦的老板之间不合作，乔治去不成香港，但也呆烦了伦敦，我这电话一定马到功成。我于是胸有成竹地找到乔治，告诉他李曼兄弟目前具有的这么一个机会。

　　　　他并没有露出任何惊喜，他认为李曼的风险有限——因为他们是投资银行，不像商行，有大量现金资产压底。“我是制造风浪的人，他们能给我制造风浪的工具？”

　　　　“我可以替你问问。”

　　　　我晚上将电话打给李曼兄弟，告诉戴维森我的发现，他沉吟一会儿道：“把他的电话给我，我直接跟他谈。”

　　　　“你怕我讲不清楚？”我确实也讲不清楚，但我更担心如果把电话给出去后，就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

　　　　“我怕你讲不清楚，我不愿失去他，你已经尽了职。”他简单地说。我于是把乔治的电话给了他，心想戴维森也许就不会付我佣金了。话说回来，这只用了我不到三天的时间，能值七万五千元的报酬吗？李曼用了三十五万美元雇佣到一位称职的国债交易员，专做G7发达国家的债券交易，给我们公司的佣金将是三十五万美元的25％，也就是说七万五千美元！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数目！如果公司要从我的收入中抽成65％，我拥有35％，我也有两万多的收入。加入公司才六个星期，能拥有两万多的收入，而且是完全靠自己挣来的，那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不要说35％的提成，就是10％也好啊！

　　　　但我跟他们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公司培训时，不是讲得清清楚楚的：没有合同，绝不能做事。我为什么忘记这点呢？

　　　　我突然间像漏了气的皮球，瘪了。

　　　　我打这么多国际电话，钱是哪儿来的？我为什么要好大喜功啊？

　　　　在以后的两天中，我既不敢给乔治和戴维森去电话，也不敢告诉老板——我瞒着不讲的一个很大原因是想让他们惊喜一下，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结果，适得其反，还越走越远。我心如针扎，各种听来的关于银行也骗人的故事，整天在我耳朵里轰鸣。第四天一早，我鼓起勇气给戴维森去电话，正是戴维森接的。他一听是我，便高兴地对我讲乔治从伦敦飞到了香港。

　　　　“眼见为实，让他看看我们的具体情况。”然后他又补上一句，“你是一个做人力资源的天才。乔治在人品、相貌、行为举止上都是我们的人。他的技术也正弥补我们的不足。你今晚帮我打听清楚他的报酬，明天告诉我。我们明天在送他回伦敦之前要给他合同。”

　　　　“好的。”我控制住自己的欢乐。

　　　　“你挣到了你的报酬!”他说，然后挂掉电话。

　　　　我高兴极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银行怎么会说话不算话呢？我什么也没多想地冲进大老板的办公室，告诉他这一喜讯。他非常高兴，拍着我的肩说：“恭喜你有了自己的第一位客户和第一位应聘者!”

　　我欢天喜地回到格子间。

　　　　十分钟后，小老板米切尔来到我的格子间，让我将客户与应聘者双方的名字、电话都写上，以及薪水的提议，谁搭的线，等等。我老老实实一一写上，从怎样从香港市场到纽约市场，又从纽约市场到伦敦市场，再回到香港市场，写了一大堆，整整十五页。

　　　　大老板咳一声，然后问道：“你知道吗？这个戴维森曾经是米切尔的客户。米切尔在澳洲市场替戴维森找过人，这乔治的哥哥曾经也是米切尔的客户和朋友，曾经还同过事，他们前不久还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喝酒。你在没有与你直接上司交换意见时就将这两人拉在一起，这是违反公司规则的。”

　　　　我气得差点晕过去，我控制住自己，问米切尔：“你告诉过我们这两人是你的吗？没有！他们认识你吗？我不相信他们认识你，因为我提到我们公司的名字时，谁也没有任何反应。”

　　　　“我可以证明我的话,”米切尔凶巴巴地说，“我们立刻给乔治的哥哥打电话。”

　　　　“给乔治的哥哥打电话有什么用？接受工作的是乔治!”我说。

　　　　“乔治的哥哥会告诉你我早就跟他们兄弟俩认识。谁先认识乔治，谁就有第一优先权。”

　　　　还没等我来得及反驳他，米切尔又说，“你这样背着公司在外面找客户，合同也不签，我不知你存的什么心？今晚下班前，我要你将所有的联系人、联系电话和从事的一切活动写成书面报告，否则，你可以现在就离开这家公司。”

　　　　“我现在就走。”我气得浑身发抖，站起来牙齿打战地说道，“我会告诉乔治和戴维森，你和这家公司是怎样对待我的！你说得对，他们没签合同，他们可以不付费，在法律上也不承担任何补偿。至于这家公司，我将立即起诉你们。我要让戴维森与乔治作证，证明你们撒谎欺负人。”

　　　　我到公司六个星期，与银行的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交易员打了六个星期的交道后，学得天不怕地不怕，也学会了说大话。但说完这些大话后，我心里却没了底。如果乔治和戴维森不愿纠缠到我们公司的事务里来呢？我不仅失去工作，还会输官司，也许还会被反控。公司确实有规定要每晚将销售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可我因好大喜功，确实没写，违反了办公室规矩。仅此一点，我也输理。

　　　　大老板看了米切尔一眼然后对我说：“今晚我们都暂时别走。你给戴维森去电，我也想听个究竟。我不认识你们俩讲的任何人，也不知道谁讲的更是真话，这是一个机会，让我听听谁在讲真话。”

　　　　晚上九点，我们三人在大老板的办公室里，由我摇通了香港李曼兄弟戴维森的电话。他感谢我给他找到一个优秀的人选，“你送来关于乔治薪水的信息很及时……”

　　　　我心上一惊，这时米切尔抢过话头，“老兄，没我，你能完成这个招雇？”米切尔沾沾自喜。

　　　　“米切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又找到我的，”这时，戴维森的声音变得十分生气，“我也不知道你是怎样雇用到这样好的助手的。如果不是她，我们找不到乔治，我们也不会再跟你做生意的！”电话挂了。

　　　　米切尔毫不害臊,“听见了吧，他不仅认识我，还记忆犹新!我就有这本事，让人忘不了我!”然后他自我安慰地一笑，转向大老板，“我下午给乔治去了电话，得到他的薪水信息，将它反馈给了戴维森，否则，这个项目不会如此顺利。”

　　　　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先前问我问得这样仔细，我想他一定是用我的名字发的传真，所以戴维森听起来这么吃惊。和米切尔继续争下去，有什么意义？戴维森不是已经替我作了证，说了话吗？

　　　　现在的问题是：我能有佣金吗？

　　　　米切尔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根据公司条规，你在六个月的试用期间，必须有另一资深咨询者带你，你不能直接和客户交谈，你违反了公司条规，这是一。你没有将这项任务报上来，想占为己有，这是二；你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擅自工作，耗公司钱财，这是三；你的行为为公司其他雇员树立了坏的榜样，这是四。但鉴于你工作努力，而且干下了成绩，我作为组长，不做追究。你知道吗？如果你是替戴维森工作，在他手下当交易员，你已经被辞退了！每一个行为，都会带来一个后果，今天这是一个好结果，但不能保证明天这样做，也有一个好结果，所以，公司的条规是不能改的。”

　　　　他顿了一下，我嘴唇发青地看着他。纵然我有一千个的不同意，我一个也说不出来。

　　　　“公司明文规定，在试用期间，与你共同完成项目的资深人力资源专家，获取佣金金额的75％，你获取25％，我允许你和我合作完成这一项目。你所得的25％，还将与公司35％－65％提成分配。我说得对不对？”他转向大老板。

　　　　大老板想了想，转向我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没有你们俩的合作，这个项目不会完成得这么快：仅仅用了八天的时间，这给公司创下了记录。”他顿了一下，“至于提成，米切尔说的是对的，我认为你应该很高兴地接受。”他又补充，“但鉴于在这项工作中你的表现突出，六个月的试用期到今天终止。从现在起，你就是正式合格的人力资源咨询顾问，与你的同事享有同等佣金。”

　　　　我能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还能撞上戴维森这样的银行客户？

　　　　“祝贺你!”我的大老板说，接着他按了一下桌上的对讲机，他的私人秘书升迪进来。

　　　　“准备一份合同，今天Jeannie成为正式的雇员。”

　　　　升迪清脆地应了一声，给了我两个大拇指，然后轻轻地拉上门出去，我跟着她走了出去。

　　　　我在空无一人的洗手间里大哭了一场，五分钟后，我擦干眼泪，走进大老板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在摊开的合同上，我签了字。我一眼也没看合同。

　　　　我知道，这个项目在扣掉税和我六个星期的“底薪”后，我也许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我想，教训只会使我变得更聪明，我要让你米切尔大睁着眼，看我怎样超过你！

　　　　一年以后我没有超过他，但两年以后我超过了他。我跟他打了一个赌：谁输了，谁付钱五百美元请全组喝酒。我输了时，我请了；他输了时，他说我们打赌的合约期，早过限了!

凡是在华尔街或美国大公司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办公室政治，对白领阶层来说，在美国，谁也躲不了税收、死亡和办公室政治。说来残酷，却是实情，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而办公室政治主要因利益冲突而起，上司、下属、同事、平级，甚至爱、恨、情、仇、性格、种族、肤色、语言、口音等等，都会演变成办公室政治。办公室纠纷真是风平浪静的港湾下深埋的鲨鱼利齿般的礁石，随时让你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触礁。我在公司才工作了四个月，便遇到两次这样的“暗礁险滩”，险些人没船翻。

第一次是因为我少于他人一半的薪水，第二次则是被同事“逼上梁山”。

　　　　“斗则进，不斗则退”。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舒利文公司上班还不到三个月，我会遇到这么多事。比如说今天，我干吗要坐在自己的格子间，望着窗外连接波士顿与纽约繁忙的128号州际高速公路，望着公路两旁众多的高科技公司这美国的“硅谷第二”，用毛泽东的这段名言一而再再而三地来鼓励自己，坚定无畏和必胜的信心？我吃饱喝足没事干了？

　　　　原来三个多小时以前，与我一起被公司录用的年轻同事卡赛，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在楼下吃午饭时告诉我，我的薪水仅仅是她薪水的一半。公司在薪水方面一直是严守秘密的，谁透露自己的薪水或到处打探别人的薪水，是有可能招致解聘的。公司不容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这是导致办公室政治的行为。家有家规，公司有公司法。

　　　　“美国公司很歧视外国人，”她友善地对我讲，“日本公司也歧视外国人，特别歧视中国人。我在日本做交流学生时，去日本公司找工作，比中国人容易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没接她的话，我的脑子已被她说的前半句话给气糊涂了。就因为她年轻漂亮、金发碧眼，讲一口流利日语、法语、西班牙语，刚从哈佛大学东亚系毕业，是个美国女孩，我就该比她少拿一半的薪水？我究竟比她差在哪儿？因为我不是哈佛毕业的？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我在三个月里帮助小老板给公司完成了三个项目，而她一个也没完成！衡量一个雇员的标准是什么？奖励一个雇员的标准是什么？是看今天，还是看昨天，还是看明天？公司不是讲底线政策吗？我的底线是什么？她的底线是什么？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我被这家公司欺负了，我能不生气？我在美国公司工作，日本公司与我有何干系？

　　　　一回到公司，我就在电脑上哗哗打了一封信，看也没再看，就发送给我的大老板和二老板一人一份电子邮件，希望他们在四点钟以前给我答复。“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机构来摧毁我深深坚信的美国原则，那就是自由平等的美国精神。如果不是因为我工作上的无能，却是因为我的肤色、信仰、性别以及口音来排斥我，打击我，少付我50％的薪水，我不服。”

　　　　电邮发走后，我一直静不下心做任何事。如果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老板五点离开公司时，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公司与他们据理力争；但如果他们对我置之不理，我该怎么办？如果卡赛撒了谎而我听信了她，贸然行事，我又该怎么办？但我不相信卡赛会撒谎，因为她没有理由要对我撒谎，她一直对我很好，我们一块儿去商店买衣物，一块儿去美容美发，她还教我怎样用香水，用在哪儿；前两天我们在湖边跑步时，她还在一个小摊贩处给我女儿买了一个漂亮的水晶玻璃拇指指环，我也给她买了一个有中国图文的仿古手链。我为什么要怀疑我的朋友？她告诉我她的薪水，我跟公司闹，对她本人有什么好处？公司的大老板只会处罚她的——我们的薪水是不能互相告诉的。

　　　　现在是三点五十八分。大老板与二老板的办公室毫无动静，格子间的同事们都在干自己的事，我左边隔邻的大卫正在电话上与他行将离婚的妻子因大卫钟爱的一辆红色跑车Covette，压着嗓子大吵大闹，大卫的妻子一定要那跑车的车顶，大卫不给。我看着墙上的钟，盯着腕上的表，数着秒针，听着心跳，仿佛随时会窒息、晕倒。这感觉突然让我忆起小时候有一次被人鼓动后，我跳入洪波汹涌的锦江河中，差点淹死的感觉，水呛进我的口里、鼻里、肺里，在我最后清醒的一刻，我想我就要死在自己愚蠢的胆大妄为中。为什么呢？就因为别人说我不敢在洪水里游泳，而我就要证明我敢。我多愚蠢啊！就在我往水下沉的时候，我从眼角看见岸上有几个男孩正脱去上衣，跳进河里。我最终得救了。

　　　　今天呢？谁来救我？

我第二次撞的暗礁，正好给了我一次机会验证我上面的结论，考验我是不是一个能想得到、说得到和做得到的人。这两件“办公室纠纷”相隔不到两个月时间。

　　　　这次“祸起萧墙”的原因是米切尔的霸道态度得罪了太多的成员，团队决定去掉他，选斯蒂汶做组长。在我眼里，米切尔态度固然坏，但他的专业知识是无人比得上的，而且他绝顶聪明。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八十年代中期曾是纽约李曼兄弟投资银行南美市场外汇交易员，二十七岁就当上副总裁，如果不是因1987年股市崩盘，他的仕途前景一定十分可观。但股市垮了，他的部门也关闭了，随之他也失去了工作，于是他回到波士顿，在市场低潮期投资房地产，同时在市政府做一些无报酬的义工。当我们的大老板第一次见到米切尔时，他正在市法庭上替一犯了抢劫罪的西班牙人充当翻译，我的大老板因公司的一件诉讼刚好也去这家法庭。大老板认为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法官和律师以及罪犯，惟一看起来聪明的人是米切尔，他于是向米切尔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大老板马上转入正题：雇用米切尔，让他开辟金融界的人力资源业务。四年下来，米切尔成绩不菲，公司因此在华尔街扬名。

　　　　斯蒂汶呢？他担任过王安电脑远东地区的销售部主任，知道怎样拉拢人，也能体察民心；但他的学业与专业知识远远不及米切尔。当时的情形是：斯蒂汶已联系和串通了所有的团队成员，包括米切尔的前女朋友珍妮佛，要在第二天的会上给米切尔一个措手不及。之前，没有任何人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想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又是一个女人，又没有专业知识，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已经谢天谢地，还会过问谁是领导？举手表决不就成了!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欺侮，但我也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因为我确实更关心我的工作和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切关于投资、上市、股票、证券等等的专业知识，然后我就可以挣“大钱”。

　　　　第二天的晨会上，米切尔同十多个组员和斯蒂汶大吵起来，最后举手表决时，我没举手。我保持着沉默，眼睛不自然地看着桌面。谁知我的沉默激怒了所有的人，包括斯蒂汶与米切尔在内。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我尽量不做声，不断对自己说要保持冷静，然后找了个借口，站起身跑出会议室，跑进洗手间，用凉水使劲地洗脸，把自己狂跳的心和轻轻发颤的手镇静下来。我没想到弄到后来矛头居然对准了我，而我只是想好好工作！等我十分钟后跑回会议厅时，人人都怒目圆睁地盯着我，米切尔和斯蒂汶同时朝我喊：“你选谁？”

　　　　我豁出去了。

　　　　“我谁也不选!我不介入你们的争吵。我不会表态的!”我顿了顿，让声音不要发抖，“我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我来工作，我要挣钱，我要养家，我要养我三岁的女儿。你们的父母在美国，你们失业了还有地方可逃，我失业了往哪儿逃？我没地方去!如果你们要吵，你们吵去，我弃权！怎么着，辞退我？”说完，我便收拾了桌上的纸笔离开会议室，跑回到我的格子间，心想：完了，我与所有的人成仇了。

　　　　事实如此。不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格子间，我的格子间在进门的第一个位置，平时，人们总是要和我打招呼，如果我是在电话上，也会有人在我肩上拍一下表示友好，可今天谁也没理我。想想看，十二个人的小组，一个也不理我！原因是我没有站到他们一边，推翻那恶魔般却明里来明里去的小老板!

　　　　难道他们不知，这小老板如今控制着公司在华尔街的所有客户，我们的客户全都要经他过滤，否则不能开户，米切尔在华尔街浪迹多年，深知人在金钱面前很难守住信用，知道怎样对付华尔街的公司和银行。有些确实是大骗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所有的人都会打破头跟他们做生意，为什么要付人力资源咨询公司高昂费用呢？他们可以用了我们的服务而找借口不付费，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对付他们，米切尔有他自己的一招：挖他们的人才以示胁迫。别人很难做得到这样，别人不买账，但米切尔的账有人买，他名声太大。有一次，他把一家投资银行创造财富的外汇交易员全拉走，结果另一家商业银行买下这家银行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堆债务，他还骂人活该，“为什么事先不做了解？买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些雇员愿意被卖给你吗？Know your business!(了解自己的生意!)”

　　　　我跟他们一样，也不喜欢米切尔——如果我以后查出癌症，那一定是在他手下做事时给种下的种子，但我们俩能够合作，能把事情办成，能完成公司给我们规定的“底线”任务。过去五个多月，我们做成了好几个项目，给公司创下二十多万美元的纯利润，尽管我自己一分钱还没见到，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替米切尔做市场“研究员”，当他的助手，我心甘情愿地交学费，为以后能够赶上他，超过他，打败他。

　　　　我的肺给气炸了！此时丈夫也刚好下班回家，他听后也十分生气，他知道我绝对不会与米切尔有任何瓜葛——连我们的小女儿也认为魔鬼的名字就是米切尔！但息事宁人的丈夫总是设法宽慰我，说我也该理解团队的意图，而且珍妮佛的怒气也情有可原，恋爱中的女人总是爱吃醋。

　　　　“把这事忘掉吧！如果实在忘不掉，就和她谈一谈，让她向你道个歉。”

　　　　第二天，我一进公司就径直去了大老板的办公室，大老板也刚到，正将风衣挂起来，还没等我开口告珍妮佛的“状”，大老板就说他已知道昨天的事。因为他是全美人力资源协会主席，在硅谷参加一个关于1993年度美国高科技人员才源与培训计划的会议，这两天没在办公室，错过了昨天的“办公室硝烟”。

　　　　他想知道我为什么不举手表决，同意改选斯蒂汶当组长。米切尔状告过我那么多次，我们两人随时进出大老板的办公室就像进公司的自助咖啡厅，为什么不借机让米切尔滚蛋？多行不义必自毙嘛！

　　　　我于是把两只手合在一起说：我们这个团队就像我的十个手指，有大有小，有能力强弱之分，要合起来才能成为有作用的双手，而米切尔便是把这十个指头连接起来的力量。

　　　　“但人人都恨他。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事纠纷因他而生？”

　　　　“他确实不得人心，但哪一个真正干事的人又能得人心？”我吐了一下舌头，我并不想得罪我的大老板，便赶快补加一句，“我没讲你，你除外。说真的，除了米切尔，谁又能得到这么多的项目？没有项目，就没有事做，也就没有了我们，公司也就缺少了这个全球金融人力资源部门，因而也就缺少吸引力。况且，当领袖的目的就是干事，不是寻名，让大家喜欢你（seeking popularity）。”

　　　　大老板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以为让斯蒂汶辅佐米切尔，行吗？让斯蒂汶处理人际关系，米切尔开辟客户市场？”

　　　　我真没想到大老板会与我如此推心置腹，但我深知我到这里的目的是求生，而不是求虚荣，不是求当大老板的谋士，更不是有野心想在公司的梯阶上往上爬。这是美国，不是我的国家。

　　　　“您为何不把他们俩叫进来，直接告诉他们您的想法或决定？”

　　　　大老板不让我走，让我坐到角落的一张大沙发上。两分钟后，斯蒂汶与米切尔同时进到办公室，米切尔看起来像只打败了的鸡公，而斯蒂汶也像一只受了重创的老虎，两人一声不吭地坐在大老板对面的两张红皮椅子上。在平静的气氛中，大老板宣布了他的决定。

　　　　“如果你们两人没有意见，那就请握手言归于好，埋掉利斧（Bury the hatchet）。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后类似的情况不能再发生。”

　　　　米切尔与斯蒂汶默默地握手。

　　　　“没事了吗？”大老板问，“如果没有了，再把公司的职场手册好好读读。”

　　　　我们在公司合同上签字之前，公司的“训”是必读的，特别是构成被公司辞退的八大理由是要时刻记在心上的，其中有三条是：“如果恶意中伤公司，将被辞退；如果恶意中伤上级与下属，将被辞退；如果互相恶意中伤，导致同事之间的工作关系破裂，将被辞退。”这些理由源于一点：公司就如自己的家，每天有十个小时在这里，如果你不爱这个家，就请走人，或被请走。美国人以直言著称，但公司的行为是与鸡尾酒会上的随意大相径庭的：每个人说话做事都要得体才行。

　　　　“珍妮佛恶意中伤我，那该怎么处理？”大老板的话提醒了我。我把小录音机拿出来，再把从电话里取出的小录音带放进去，“你们听听吧，我需要公道。昨晚我去了我们社区图书馆，专门查找了美国厚厚的民事法中关于‘恶意伤人’的定义与惩罚：我咽不下被人如此谩骂的气。”

　　　　两小时后，姗姗来迟的珍妮佛刚一跨进自己的格子间，便被桌上的内部电话叫到大老板的办公室，不一会儿，她两眼通红地来到我的格子间，哽咽着向我道歉。

　　　　我接受了她的道歉。

　　　　那天中午，大老板邀请我们组的全体成员在公司餐厅用午餐。

　　　　第二天，米切尔搬出他在我们大隔子间里透明的全玻璃私人办公室，让位给斯蒂汶，他自己则搬到走廊尽头的单间办公室。在其他组看起来，他高升了，但事实上他被孤立了起来：谁会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去呢？除了每天的早会外，我们很少再看见他。他在大办公室里拉着嗓子叉着腰教训他人的模样，成为过去。

　　　　一年后，珍妮佛离开公司，回到波士顿大学去完成她东亚文学系日本语言文学的硕士学位。由于她的聪敏、美貌与毫无口音的日语能力，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第二次聘去做“特工”——她在大学时就干过“特工”。听说她去日本的一家大公司为美国政府工作一年后，又回到波士顿，供职于一家日本电器公司，继续与米切尔纠缠。他俩真是“棋逢对手，各不相让”，或者说“不是冤家不碰头”。因我1996年初去纽约开辟公司在纽约的业务，1995年年底以后就没再见到珍妮佛。我最后听到他们的消息是在2000年。这几年间，他们两人双双与他人结婚，后又双双离婚，后两人又同居一处，最后又分手各奔天涯。有显赫的学位以及做人的霸道，我想他们永远会有工作，只是他们很难找到幸福、安宁和踏实。

　　　　而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的每一步是怎样走过来的，我的客户和应聘者也知道，我心里为此感到踏实。

　　　　怎样正确地评估人才，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市场的供求关系只是众多的原因之一，我将在下一本书《人才评估》里，用十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专门来谈这个问题。在这些案例中，我曾经成功地让我的客户给一位应聘者增加了100％的薪水；我曾说服客户将另一位年薪加分红四十八万的国债销售员的收入，增至七十五万美元的总收入；我也曾坚持让客户将一位应聘者的薪水降底了30％；我也有维护原来基本薪水不变而改动激励机制的案例；我有坚持亚洲人与美国人在海外工作时享受平等住房补贴费、孩子教育补贴和享受豪华车权利的案例；我也有宁愿拿不到提成也不做违心推荐的案例。尽管读者也许永远不会重复这些人的故事，然而，这些故事背后的道理，是可以借鉴的，会有“它山之石，也可攻玉”的启迪作用。

　　　　1995年我完成的第一件大事是将JP摩根银行纳入我们的账上。JP摩根银行是一家特别受人尊重的老牌美国银行，从来只使用他们指定的人力资源公司替他们推荐人才。在众多的人力资源公司里，有三家名字特别响亮，R＆R，KF和HS。1995年以前，我们公司（S＆C）在银行界是没有名气的，知道的人并不多。JP摩根银行最习惯R＆R这家人力资源公司。R＆R的第一届总裁曾在JP摩根银行工作了三十多年，退休后创建了为摩根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R＆R公司。因为在JP摩根银行做董事多年，他对摩根的行为方式、内幕情况、对核心人物的要求等等都了如指掌，他知道什么样的人有主人翁的精神，对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对工作有热情且干事时能以身作则；什么样的人才具有领袖气质，什么样的精英对公司具有吸引力，或者说摩根银行会对什么样的个人具有吸引力。因为知己知彼，这位总裁创办R＆R以后，R＆R这家公司在华尔街十分有名气，他们的股票也表现良好，远远超过任何一家竞争者。

　　　　如今，摩根银行要在东南亚重振私人银行。1995年以前，摩根就设有远东地区私人银行部门，但形同虚设，起的作用仿佛花旗集团今天在大陆设点要办私人银行业务一样，有名无实。七十年代在香港设私人银行部门与今天在大陆办私人银行业务大同小异，因为今天中国大陆的富人对私人银行业并不熟悉。尽管民众手中散布着七十八个亿的美元，但怎样找到这些客户，对他们实现金融产品的教育，培养他们的投资意识，从而使他们将自己的现金存入银行做各项投资、融资、股票的买卖等项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时间、耐心与努力。但到了九十年代，情况改变了。由于土地的增值和各大银行、各大企业进军香港，香港资产猛然聚增，南海有钱的富人也立即增多。如此，以前保守的投资方案和不完善的私人银行理财方式和质量都完全需要改变。

　　　　谁能替他们盈利呢？

摩根银行在自己的伦敦分部找到他们认为最有能力的“turn－around specialist”（使生意变得有起色，从输到赢的专家）罗伯特。罗伯特生于法兰克福，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有双硕士学位：工程与金融。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JP摩根银行直接从学校录取，进入摩根银行纽约总部股票部门，五年后被提升为副总裁，副总裁仅做了两年，因在伦敦、巴黎两大金融市场收购三家金融机构时成绩显著，被公司破格提升为董事，年仅三十二岁。十年后，当公司启用他到亚洲创办私人银行时，他已在摩根银行全世界的各大金融中心工作过，口碑甚好。

　　　　1995年4月，我的一位美国男助手享利，打电话给JP摩根银行（香港）的一位雇员查询一个数据时，因同名的原由，他的电话被误转到罗伯特办公室，接电话的正好是罗伯特。那天他在两个电话会议的十分钟休息空档中，正想和谁聊聊天，治一治由他纽约大老板大谈数字带给他的头痛。当他得知亨利的老板是一个中国女孩后，立即表现出兴趣，要与我谈话，电话于是转到我的手中。他开门见山地问我：“一个中国姑娘怎么能被一家美国人力资源公司看中并雇用？你凭什么从事华尔街金融界的人力资源工作的？你在哪家银行干过？干的什么？说给我听听。”

　　　　我于是将我从中国来美国读书的故事从头到尾告诉他，一直讲到我怎样面试七次进到这家公司。一般我们与新客户交谈时，不能多聊个人的经历，随时随地应该提到公司的名字，公司的服务，公司的信誉，这样才能给予他人公司的职业形象（professional image）。不知为什么他的一问，我的一答，那天就没跟公司有什么大关系。他告诉我他刚到香港三个星期，他的任务是建立一支强大的私人银行队伍，但他到目前为止，一个被R＆R推荐来的人也没见。

　　　　“为什么？”我大为奇怪。

　　　　“那些坐在纽约办公室的人能了解多少亚洲？他们可以花上半个月读《亚洲经济周刊》，写上一份150页无用的人才报表。那对我有什么用呢？”

　　　　“他们在亚洲有分公司。”我说。我给JP摩根银行亚洲部去过电话，被告知他们用R＆R在亚洲的分公司，不用其他公司。

　　　　“有又怎样？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实话告诉你，我上周在泰国买下一块地，要建一个博物馆，展现泰国的习俗和为什么会有这些习俗。比如说，长脖子女人。她们的颈上带着二三十个项链圈，把脖子拉得长长的。这些女人以展示这一奇特景象谋生。美国人一看就大惊小怪，认为这不人道，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制止这种风俗。可他们却忘了，制止住这种风俗后，这个村子又靠什么生活？这些人权机构就没看见那些男人的腿，常年累月地泡在水田里，腿骨都泡弯了，走路只有圈着腿走，眼睛永远看着地！而且，这是这些女人们的自由选择！在她们眼里，当长脖女人，总比当娼好！娼，还没人要。”

　　　　他呼出一口气不等我说话，又自顾自说下去，“美国人应该喜欢日本吧？不对。一听说在日本买车要先提交停车位才能被授与买车权，又大呼小叫，说什么人权受了限制，买车的自由都没有。但他们哪里知道日本一个小岛国，人山人海，连地铁都挤得要让人窒息，更何况街道！再说新加坡吧。这么干净的国家，这么优秀的政府，美国人不该再有什么说的了吧？可还是要指责：什么最好的政府？连车都不能开进城！犯了个小法，也得遭毒打，没人情！他们不知道新加坡的地铁系统有多么好，完全用不着驾车进城污染城市；新加坡的法律对所有的人平等，总统、皇后为你犯了法的臣民求情，也没用！再说中国。让那些对中国‘一个孩子’政策横加指责的人权者、国会议员，通通去看看中国那些贫困与穷苦的地方，那些山村，那些乡下。不实地考察之前，不许他们乱说。他们骂中国重男轻女，可不想想今天谁在重男轻女？中国的乡下人——我指意识里还是乡下的人，是他们在重男轻女。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这些乡下家庭，还没有从土地上解脱出来，他们把儿子当作养老的工具，因为男人比女人能在田里多当几日牛马。这些人权者，应该实地考察一下，考察后，他们还会喊多生孩子吗？还会对那些多生了好几个孩子又无法养活的中国穷人，给予政治保护吗？你美国真要保护，那让中国移民五亿人到你美国来，看你国会和人权组织还有什么好说的？给这些人安排就业，提供学习机会，提供养老院，你能搞定？美国的这些政治家、人权者，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拿别人国家的麻烦和头痛制造事端，以此提高自己的存在价值，保住自己的工作和选票，卑劣！”

　　　　罗伯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然后顿了一下结束道，“我要一个真正了解亚洲的人力资源专家帮我推荐人才。他不仅对亚洲的历史、民情、风俗非常了解，他还必须对亚洲有极大的热情和真诚，真心希望亚洲富有，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替我推荐同样对自己的国家和地区有热情和信念的将才，与我共同建立JP摩根在东南亚的私人银行部。听着：一个有专业技术的人，可他不爱他自己的国家，不为他自己国家的兴旺做任何有益的事，而且斤斤计较，讨价还价，JP摩根的事业，绝不会放在这种人肩上的。我从来相信，一个企业的成功，一个团队的建立，一种金融产品在市场的产生与存在，决不是靠一个天才能办到的。集体的努力才是企业立于不败的基石。你们中国字‘众’，是由无数的人组成的，你们的祖先早就知道众人的力量。能轻易被钱搬动的人，完得成项目，但很难做成大事，更难共同创业。你要永远记住：一个人无论多么富有，也没有一个国家富有；一个富人的母国不强大，他在其他强国人的眼中，只能是一块愚蠢的肥肉，供他人桌上就餐！”说完这话，电话突然挂掉。

　　　　我放下电话后，立即翻看我的人才库资料。我的资料很多，三年来，我与美国前二十五名的明星大学与商学院人事部(personnel department)都保持着联系，我有这些学校最优秀学生的名单。这些学校为自己将来的发展，也希望送他们的学生去最有前景的公司，特别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学生挣钱多，将来对学校的捐款也多，对学校的校誉也好，以后学校增加学费，也有好的理由，比如哈拂大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应届毕业生里是肯定找不到这样的人才的。首先，他们没有工作经验。我于是查看前二十名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亚洲业务的专门人才。跨国银行的业务分布图大体一致，只是生意的侧重点与总部定位不同而已。投资银行如JP摩根、摩根史坦尼、美林、高圣、李曼兄弟、所罗门兄弟、波士顿第一银行的主要业务是资本市场的融资业务，如扶植公司上市；而商行如花旗银行、瑞士银行、德意志银行、法国银行、巴林银行、香港汇丰银行、中国银行等则重于信贷等传统借贷业务，两种不同的银行业务，各建自己的千秋大业。但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商行和投资银行取长补短，将技能与资金合并起来，建成金融“一步店”，从事一切金融产品，聚投资、商贷、保险业务于一身，如所罗门兄弟与思密斯邦尼保险先合并，然后又与花旗合并，JP摩根与大通银行合并，瑞士联合银行前后与四个其他欧洲银行合并，等等，成为银行界的“强强”。

　　　　美国银行的总部设在纽约，全世界向纽约总部汇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本营在伦敦，根据具体情况，按自己国家的位置，各国银行的总部又设在自己的国家，分布在法兰克弗、巴黎、瑞士、日内瓦等主要城市，全世界的分支机构都受总部管。在外国银行眼里，亚洲的生意分为五大区域：日本；大中国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北亚（包括大中国区和泰国、菲律宾、韩国）；南亚（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的从属、汇报关系(reporting line)往往有两条路线：一是地域，二是产品。

　　　　日本市场的大老板，往往是北亚负责人的老板；北亚负责人往往也是大中国区的负责人。南亚负责人往往管辖所有的南亚地区，有时向北亚汇报，有时与北亚平行作业，向日本汇报。澳洲也从属日本。日本因交易量大，是亚洲的“大户”，其他地区则是“小户”，包括中国。尽管中国国家大，但在1995年时，交易量很小，而且在产品选择上非常小心，凡是风险高的一律不做，在外国人眼里，中国太保守，在那里获利的机会并不大，因此当然不能算大户。

　　　　在1995年时，亚洲地区向日本汇报，日本是亚洲的龙头。日本、欧洲、拉丁美洲等的关系是平行关系，都向纽约汇报。除此之外，每个地区的负责人，还要向自己的产品本部汇报。细分下来，银行有十八个分支，但大体上可划分为八大部门：投资/融资部门，债券销售/交易部门，股票销售/交易部门，私人银行部，法规部，信息电脑数据操作系统部，分析师部，财会部。银行内部各部门的关系，说到底，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把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网在一起。有时，一位私人银行家要开一个新户头(将资产引入银行)，得有五个部门经理的签字；而融资部门(将资产投出去)，有时得有二十个签字。

　　　　我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我的一位同事和助手也工作了十个小时，我们把全球从事亚洲金融市场私人理财的专业人士全过滤了一遍，没有发现罗伯特要的人。我的同事和助手都说这人不存在，他们不再继续干这个项目了，我们有名无实的小老板米切尔早就不管我们在干什么，也不怎么跟我个人打交道，但见我眼睛因熬夜而通红，他还是劝我别白费劲。

　　　　“JP摩根银行不会用我们的。R＆R将JP摩根抓得很紧，JP摩根如果用其他人力资源公司，他们一定会不依不饶。JP摩根不敢轻易得罪R＆R，一是因为R＆R的雇员几乎全是从JP摩根出来的，二是怕R＆R挖他们的重磅人才。”

　　　　我虽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但也深知完成这个人才推荐任务的不易。而且，米切尔说得对，我和罗伯特还没签合同，他也许根本不能和我们公司合作，也没有想要和我们合作，只是在越洋电话上心血来潮，和一个亚洲女子高兴地聊了一通，还没付一分钱的电话费。仅此而已？

　　　　我将我们的工作结果告诉他，他听了后对我说：“我相信你能找到我要的这位人才。我已经给了你这个人的定位，但我还要告诉你：真有这样的将才，JP摩根是不会痛惜金钱的。这人的价，不用现在定，但如果能帮助你甄别人才，我可以给你讲：七位数我也能付。我现在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我立即让JP摩根人事部（香港）给你发来合同。这样吧，你将你们公司的合同书给我发过来，我有权签字，不用经过人事部耽误时间。”

　　　　如果这位人才要花去JP摩根一百万美元，按我们的合同，我们向客户收取应聘者总收入的25％，也就是说会有二十五万美元进入我们的账上。哪怕按照金融界人才市场如今的新惯例，每位应聘者的推荐费用不能超过十五万美元，即使十五万美元，那也是很高的呀！

　　　　一个月的时间，我能找到这个人吗？

　　　　“我们惯长付费为25％，但考虑到这个项目的难度，我可以给你30％的报酬，而且没有‘顶’（cap）。”罗伯特说，声音非常坚决。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于是什么也没说，而是按罗伯特说的话去做了，给他发去合同。

　　　　在以后的三个星期里，我没日没夜地工作，前后一共推荐了四个人给罗伯特，接着我飞往香港和新加坡，面试应聘者和会见罗伯特。

　　　　两个月后，他雇用了一位南海的精英——KC（KC的故事是该书下部的第一个人才案例故事）。这个项目的完成，使三方都成为赢家：罗伯特得到他们谋求的将才；应聘者得到识英才的银行和老板；我们的公司得到十八万美元酬金和进入JP摩根人力资源全球寻才的提供商名单（vendor list）。

　　　　四年后，罗伯特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的1999年，被自己母国的中央银行再次聘请回去做副行长，再三考虑后，罗伯特离开了就职二十七年的JP摩根银行，回到自己东欧的母国，去中央银行上班。他刚上任时，十分不习惯从国际投资银行俭朴的开放型办公室，来到配有总统套房设施的中央银行的豪华私人办公室。

　　　　“我请我儿时的朋友来，他们双手捂着口对我说：‘上帝，我们是否进了天堂？’我十分不习惯乘坐在大奔驰里，由私人司机开着，带我去见各大公司、各大财团的首脑和政府要员。我得慢慢习惯这种待遇。对，我首先得适应，然后再加以改变。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中央银行需要我：央行的老爷太多！”他在他的大奔里打电话告诉我。

　　　　一年不到，在罗伯特的努力下，这家中央银行和ING合并。罗伯特成为合并后的欧洲最大银行的十名董事局成员之一，同时掌控拥有七十亿美元的基金管理部门和全球私人银行。他小时的梦如愿以偿了：帮助自己国家的中央银行国际化！

　　　　将摩根史坦尼纳入我们的账上，并不是我事先计划好了的。这个账户得来的始末，让我看到我自身的真正价值，我学会了什么叫尊重自己。从职业的角度讲，我相信作为一个人力资源/企业管理咨询者，我的价值大大增值：我学会了什么叫“无欲则钢”。

　　　　事情是这样的。

　　　　1995年6月，一个我曾在纽约人力资源与企业管理全美大会上见过一面的同行托尼，辗转好几次打电话找到我，说他听同行讲我在亚洲市场寻觅精英、推荐将才方面是个能手，所以将我推荐给了他以前曾在日本大和洋行纽约分行股票销售部一块儿共事十多年的朋友萨克斯。为什么呢？因为萨克斯需要我帮他的忙。萨克斯以前在银行的工作是风险评估，就是帮银行对其投资的项目与集团做出风险分析。1987年股市崩溃后，他就离开了大和洋行，目前已替摩根史坦尼风险评估部做了好几年的人才推荐工作，摩根史坦尼纽约分部的好些雇员都是由他介绍进去的。他现在接受了一项很重要的人力推荐项目——摩根史坦尼要在东京市场聘用一名风险评估专家，同时还要将队伍从目前的五人扩大到十二人。

　　　　“萨克斯在东京市场找不到这么一位领袖人物，因为摩根的要求太高：又要懂日本市场，熟知日本企业界，特别是完全清楚和掌握日本企业界办事的规矩和融资后钱到哪儿去了的根底；还要了解摩根银行的运作方式，随时随地能与纽约本部沟通。他必须同时被日本企业与美国财团接受，因而英语和日语都得十分流利。这是一个跨文化的高层管理人才，他必须对日美两国文化、经济、政治、历史都要清楚，而且，他还必须懂得他的日本下属与他的美国老板的心态。只有这样，他才能连接摩根与日本之间的投资桥梁，才能管理手下的日本雇员。萨克斯找了两个星期找不到合适人选，可他的客户约翰十天后就要去东京面试，经过好几个人推荐，找到你。”

　　　　他又告诉我他不介入这个项目，不从中收取一分报酬。“我让萨克斯直接跟你联系，希望你们两人合作很好。他日语很好，你中文很好，两人又讲英文，你们合作，亚洲的项目一定会完成得很好，兴许，我们将来还能一块儿共事？”

　　　　我告诉托尼我实在很忙，帮不了这个忙。我说的是实话。去年以来，我已发展了三个大客户，他们让我忙得团团转，我甚至经常睡不成觉，累得有时放声大哭。但托尼不听，让我一定帮这个忙。“你知道，得到摩根史坦尼这样一个客户，多么不容易！你帮帮萨克斯吧。”

　　　　此间，我们谈到世贸中心一号楼79楼他的公司，“你如果来纽约开展业务，来这里租办公间吧。就租我旁边。这里环境高尚，曼哈顿就在你脚下完全展开，成群的海鸥在哈德逊河上飞，很美很美。你来后，我很愿意跟你合作项目。”

　　　　我心动了：不就帮个忙吗？这就是导致我后来出错的动因：商业不能感情用事。感情是流动的，因而必须要有不流动的合同来规范我们的行为。

　　　　他挂掉电话的几分钟后，萨克斯就打电话来了。他重复了托尼讲过的话，然后说，“我们对半分成。美国史坦尼打算用五十万到一百万去雇用这位领导者，让他重新建立一个班子，原来的那个日本头子，得走人。我与摩根史坦尼有25％的提成合约，现已付给我二万五千美元作为第一步经费（Retainerfee）,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项目。其余的按实际用去多少经费来结算。如果我们得到十万美元的报酬，减去二万五千还有七万五，对半分，一人五万。对你来讲，这笔钱挣得不难。”

　　　　不难干吗你不一个人去挣？我心上想。不过，听起来还是蛮诱人的。但我实在太忙，我手中有三家银行在三个不同部门、不同国家要我做人才推荐，其中一个在阿根廷，我实在忙不过来。而且我在华尔街与不少重要人物打交道后悟出一个道理：不要贪。如果没有把握能给予百分之百的精力去做好一件事，那么最好不要去做，否则鸡飞蛋打，声誉受影响。

　　　　因为萨克斯说话时开门见山，很诚恳又是托尼的老朋友，过去还一块儿共事十多年，我就实话相告：我太忙不能接受这件生意，但我愿无偿给他提供二十个人名。这些人名都是我前些日子搜集到的。在股市火爆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忽略风险，但我总是超前一步，所以先就与风险控制专家们联系上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的项目完成得顺利的原因：项目完成得顺利，一定要对市场有超前的认识。电话完后，我将名单传了过去，一般情况下，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三天后，萨克斯打来电话，气极败坏地告诉我这些人要么不动，要么没有兴趣，要么不够格，要么不接电话，要么不愿跟他多说。他开始咒骂日本人愚蠢不敢担风险等等，然后他提议并坚持我去做，做成后三七分成，他得三，我得七。

　　　　“为什么呢？”我十分诧异。

　　　　“因为这个项目我完不成。”

　　　　“你怎么会认为我就完得成呢？”我所有的信息已提供给了他，他资历那么深都一筹莫展，我又有什么办法？况且我的日语完全赶不上萨克斯：他在日本工作过两年！

　　　　“至少你能跟他们对上话，安排两个面试？”

　　　　我明白了，这个项目是完不成的。但拿了摩根史坦尼二万五千美元的萨克斯，至少得在客户面前做点什么，安排两个面试不算敷衍吧？公司实在找不到人，也就罢了，那这二万五千美元也给得应该，萨克斯也拿得有理。

　　　　“好吧，我帮你这个忙。我们也不用三七开，对半分就行。你先将一万二千五百美元划到我们账上，我立即给你安排两个面试。”我对萨克斯讲。我的时间也是公司的时间，尽管这笔钱一万二千五百美元在与公司四六开并付掉50％的政府税收后，我的所得将微乎其微。

　　　　“好。明天我给你公司寄来。”

　　　　我给了他舒利文公司的详细地址和传真机号码，并叮咛他别忘了将合同书也一并付上。

　　　　接下来的三天两夜，我打遍了所有能打的与日本企业风险评估有关的华尔街银行机构、基金管理、甚至CNBC的播音员，我也致电过去请他们推荐。也许我的态度诚恳，加之摩根史坦尼又是风险评估与控制这一行里最优秀的，我的努力与尽心终于有了回报：我物色到三位重量级人才，完全符合摩根史坦尼的要求，现在的问题是选择哪一位更适合摩根的文化。这一点，让摩根史坦尼面试后再决定。

　　　　我给萨克斯打电话过去，告诉他进展。

　　　　“你太捧了！”他连着说了三声：Great！Great！Great！我的耳朵打了七十二小时电话下来，疼得不能接电话，只能将电话拿得离耳朵远远的。

　　　　“我们的费用呢？”

　　　　“还没收到吗？”

　　　　“没有。”

　　　　“我已寄出。”

　　　　“好。我告诉我们会计。”

　　　　我将这三人的情况写成12页的书面报告，传真给萨克斯。

　　　　三天后，他的客户约翰飞到东京与三位应聘者见了面，然后又将这三人推荐给摩根史坦尼在日本的高级决策人。决策人面临一个很难的问题：三人各有所长，很难决定该聘用谁。其中一人是美国人，但在东京大学学习法律，后在日本当了好几年律师，代替美国公司与日本政府周旋，后来进入德意志银行工作，改行做风险评估，我辗转几次找到他，提到他时，每一个人对他的印象都好。他对摩根史坦尼向往已久，对这个高位，更是热心——他毕竟是美国人（American Kid）。另一位是日本人，在哈佛政府学院毕业，后在长债券基金纽约分部工作，专门投资日本公司，刚被派到日本分部。第三位是日籍华裔，就学于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毕业后供职日本大和银行，监管银行在扶植日本公司上市前银行面临的风险，他常在电视上出现，日本大众熟悉他。

　　　　一般来讲，这样高位的人才推荐，我必须得亲自见面以后，再推荐给银行客户，但由于是萨克斯公司提供的人才，我在中间转了一道手，是“幕后者”，我便没有飞去东京。人才评估时，除专业外，一个人说话的声音，眼神，穿着打扮，举手投足等等，都是被考虑的因素。我无法做出评估。

　　　　萨克斯仿佛忘了我，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们公司账上一直也没有12500美元汇来。公司会计师问我：真有这么一笔钱来吗？

　　　　第五天我出差去纽约见客户，顺便也给萨克斯打电话过去，希望找到他后，我亲自去拿钱。他不在办公室，家里也没人；又打去办公室，这次他在，可他在开会。以后七八个电话打下来，都找不到人。我终于火了。我回到纽约饭店后，给他送去一份传真：“如果明天五点以前收不到你的款项，你在我心中的信用（credibility）将全部用尽，后果将由你自付。”第二天，我得回波士顿，如果我人在这里，他都不付钱，我人走后，他会付吗？

　　　　为了我在公司的面子，我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干脆把整件事瞒下来，对谁也不讲起。我自己得一个教训，以后做事，真要小心。

我该做哪一个选择呢？一个晚上，我辗转反侧，不能成眠。

　　　　第二天下午四点半，萨克斯打来电话，在手机上他告诉他请我在Audolf大饭店“熊市和牛市牛排屋”（Bear ＆ Bull Steak House）共进晚餐。那是曼哈顿中城很昂贵的地方，一顿晚餐得三四百美元。我不愿一顿饭就将我们的12500美元给吃掉了，我于是问他：如果你将支票带来，那么我跟你共进晚餐，并且将项目完成，让你的客户雇用到正确的人；如果我见不到支票，那么，你的晚餐我将白吃，而且将向你的客户陈述你一切不让人放心和引起怀疑的行为。

　　　　他在电话上骂了一句，“Fuck you, the little Chinese whore!”(操你这中国小娘们)，然后挂了。

　　　　我气晕了头，立即起草了一份给他客户的信——如今我还保留着这封信。信的原文如下：

　　亲爱的约翰：

　　　　我被迫给您写这封信，因为我无法处理萨克斯让我纠缠进去的这个麻烦。这里不是讲我与萨克斯之间的纠纷，让您仲裁；这里讲的是摩根史坦尼的信誉。

　　　　我以前并不认识萨克斯，也没与他合作过，当他被他的朋友托尼介绍给我，请我合力帮助他完成你们在东京这场寻求英才的项目时，我才认识他的。细节过程繁复，我在此略去。但因为他答应五五分配首批二万五千美元的费用，并在完成项目后对半分、后来变成三七提成（他三，我七），我便深知这个项目对他和对摩根史坦尼您的重要，我于是停下手里的两个项目，连夜替摩根史坦尼在日本市场工作，才使您在东京的三场面试得以实现。（我的电话信息将由我所在公司直接传给您查对；同时，我也请您与三位应聘者联系，核对我说话的真实性。）可萨克斯答应第二天就兑现的承诺，在两个星期后的今天还没有实现。我不再相信他，而且我也不愿再与他对话。你们美国人讲：Once cheated, shame on him; twice cheated, shame on you.（第一次被骗，怪他人；第二次被骗，怪自己。）前车可鉴，我已被骗，您也许会被骗？鉴于这点，我必须向摩根史坦尼指出：

　　　　（1）如果您在知情后，还将费用支付给晚上在纽约蒙头大睡而并没有替您在东京日本市场熬夜辛苦工作的咨询者，合适吗？

　　　　（2）在知情后，您还将继续使用这位不诚实的咨询者而将更多的咨询费付给他，合适吗？

　　　　（3）如果您因私人原因而选择这样做，我将告诉您：您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和萨克斯一样：您将不足取信于人；

　　　　（4）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将实情告诉我推荐给您的那三位优秀应聘者，由他们决定是否应该放弃自己目前的工作，替一位不足取信于人的老板工作？

　　　　约翰，我们并不相识，也许我说的话，会有冒犯您之处，但看在摩根史坦尼的整体利益上，还请谅解我的直言。我为人做事，诚恳正直；我推荐的人才，均是我从三百六十度的角度全方位考察过、能在企业里担重任、能在人品上做榜样的优秀人物；我的客户均是我崇敬的投资银行和胸有蓝图、心胸磊落的领导者。从我在《华尔街日报》和《新闻周刊》上读到的关于您的报导和应聘者告诉我的关于您的业债，我对您也只有崇敬之心。

　　　　约翰，选择是您的。是否留用萨克斯是您的决定，请尽快通知我，我因此也能将实情及时告知我推荐的应聘者。何去何从，那将是他们的决定。

　　　　诚挚地　　　 　　

　　　　Jeannie　　

　　　　但我没有立即将传真发给约翰，我深知一个客户的得来十分不易，特别是摩根史坦尼这样的客户，况且我也不愿让萨克斯在客户面前如此丢面子。我等到第二天早上九点，然后又给萨克斯去了电话，想再给他一次机会。在他接电话之前，他也许不知道在电话转接时，我能听到他说话，只听他破口大骂一个亚洲女子，她的国人游水偷渡来美国淘金，居然有这样的胆子来威胁他！滚回***穷中国去！来华尔街逞什么能？

　　　　我挂了电话。接着，我给摩根史坦尼的约翰和我的大老板同时发去传真。

　　　　穷中国来的中国女子可骨头硬！

　　　　不到一个小时，约翰亲自给我的手机打来电话，向我问明情况，同时问我愿不愿意替他完成任务；紧接着摩根史坦尼人力资源部也打来电话，既然我还在纽约，是否可去签合约，同时见约翰？

　　　　我去了。约翰有六尺二高（大约一米八三），眼睛很蓝，有这样清澈见底的蓝眼睛的人，我想是不会骗他人的。我回答了他关于东京市场的一切问题。在四十五分钟面对面的谈话中，他一次也没提到过萨克斯。在我签合约时，摩根史坦尼电汇了二万五千美元，三个小时后，就到了我们账上。

　　　　一个星斯后，我飞到东京面试应聘者，然后将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在德意志银行工作的那位美国人吉米——推荐进入摩根史坦尼的最后一轮“面视”。“面视”后，我与他一同飞往纽约，接受摩根史坦尼（纽约）的最高层“面视”。当吉米在纽约完成为时两天的面试时，我通过公司的财会部核对了吉米提供的个人财务报告：

　　　　股票，股权，年底分红，住房补贴，车补贴，工资底薪，一共要用去摩根一百五十万美元！摩根史坦尼毫不犹豫地雇用了吉米。一个月以后，吉米在摩根史坦尼（东京）银行上班。他多年的宿愿实现了。他没有取代摩根史坦尼银行那位高级雇员，而是在和他用娴熟的日语促膝谈心五次后，将他推荐到摩根史坦尼的另一个日本部。

　　　　我们按合约获得十五万美元的报酬——摩根史坦尼的酬费最高以十五万美金为限。

　　　　在吉米上班的第一天约翰请我去Audolf用餐，他感谢我替他们聘用到如此将才，他说，“一个领袖的位置是由他称职的部下维持的。”

　　　　我永远地记住了这句话。

　　　　这两家摩根银行成了我的大客户，我一直对他们忠诚尽力，他们也从不亏待我。对他们，我可以永远诚心相待！

在我工作最忙的1995这一年的一天，刚一上班，秘书乔安丝就将我一天要做的事和工作安排放到桌上。这一天，我一共有四件大事要做：一、与美国银行（纽约）的签约需要细心过目，然后认可签字；二、将欧洲银行的一位应聘者情况，向我的客户克纶汇报。三、亚洲之行的商洽计划，要提交出来经大老板同意；四、发展中的客户细则要总结出来，写成书面报告，公司留档。

我喝了一口很浓的无糖咖啡,开始干第一份工作：与美国银行的签约。他们的合同冗长、繁杂，要反复研究后，才清楚他们想干什么：保护自己。如果出了毛病谁该负责，签约对方。

　　　　美国大洋行、大企业、跨国公司在招聘人才时的公正，确实值得全世界学习。比如这份合约中的第4－5）节，明确指出在美国大洋行寻求工作机会的均等性：

　　　　“代理方同意遵守联邦、州、地方法律、法规和条例，包括（但不局限于）1986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代理方在提供人力资源咨询服务时，不得对任何雇员或应聘候选人进行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原国籍、年龄、老龄、婚姻状况、残障、性爱倾向或其他法律界定方面的歧视。”

　　　　全文如下：

　　亲爱的Jeannie：

　　　　附上两份与贵公司签订的《人才寻访经办协议》。很遗憾，我们银行办事的方式跟贵公司不一样，因此，请在我们为您附上的两份协议上签字。一份供您存档。请您将第二份协议签字后寄还我们。

　　　　如有问题，请用电话与我们联系：212－648－3921。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人力资源部　尼可　　

　　　　美国银行（纽约） 　

　　人才寻访执行协议

　　　　美国银行与舒利文全球高级人力资源公司双方就以下条件达成协议，协议于1995年5月7日生效：

　　　　1所提供服务内容

　　　　应美国要求，及本协议后附上的文件Exhibit A的要求，代理方将为美国银行确认可能成为公司招聘的应聘候选人，并且，代理方将向美国银行提供该应聘候选人的简历。

　　　　2代理费

　　　　2－1）美国银行被代理方支付之费用及付款安排附于文件Exhibit A。

　　　　2－2）美国银行将在应聘候选人始用之后，于收到付款单后30日内向代理方支付代理费。

　　　　2－3）根据第三条规定，若所应聘候选人在三个月内被雇用于所应聘职位，代理方应全额收取代理费。

　　　　2－4）代理方收取代理费的条件是：该应聘候选人必须被美国银行雇用于该候选人所应聘的职位。如果该应聘人实际受雇职位有变，则代理方无权收取代理费。

　　　　3担保

　　　　3－1）如果该受聘人辞职或（因故）解聘；或美国银行认定该受人在求职申请或证明材料中有任何作假成分；或该受聘人不符合雇前体检条件，则美国银行有权让代理方或在60日内提供可替换者，或向美国银行部分赔偿美国银行在上述2－1）节中确认的代理费。赔偿金额将依据该受聘人始用日至辞职或解聘日之时间长短而定，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始用之日起工作0－30天100％

　　　　始用之日起工作31－60天67％

　　　　始用之日起工作61－90天33％

　　　　始用之日起工作90天以上0％

　　　　3－2）如果代理方在60天内不能成功提供可接受的人以替换所应聘者，根据3－1节确认的程序，美国银行可要求代理方全额赔偿上述2－1节中确认的代理费。如果代理方成功地找到了可以接受的替换人，如果该替换费用高于原应聘者费用，美国银行将向代理商支付差额。如果该替换者的费用低于原应聘者费用，则代理方将向美国银行退还差额。

　　　　4招聘

　　　　4－1）代理方不能将未经面试、全面筛选及慎重决定的应聘候选人向美国银行介绍推荐。

　　　　4－2）代理方不能隐瞒应聘者的有关资料。

　　　　4－3）未经应聘者表示同意，不能推荐应聘者。

　　　　4－4）向美国银行提供的信息必须是代理方掌握的最准确的信息。

　　　　4－5）代理方同意遵守联邦、州、地方法律，法规和条例，包括（但不局限于）1986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代理方在提供服务时，不得对任何雇员或应聘候选人进行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原国籍、年龄、老龄、婚姻状况、残障、性爱倾向或其他法律界定方面的歧视。

　　　　4－6）美国银行保留根据自己的评判标准拒绝任何应聘候选人的权利。

　　　　4－7）如发生两位应聘者同时应聘一个职位的情况，代理方遵从美国银行的决定。

　　　　4－8）如果有应聘候选人直接与美国银行联系，该应聘者的简历同时或随后又由代理方提供，代理方将不能被考虑为该应聘者之代理，美国银行也将不向代理方支付与该应聘者相关的费用。

　　　　4－9）代理方将保留有关其服务内容的全部及准确地记录，将向美国银行要求提供全部资料。

　　　　5代表美国银行的雇员

　　　　代理方同意，在本协议期间及随后12个月以内，将不得从美国银行或美国银行下属机构招聘或挖走已雇用或任何雇员。

　　　　6简历

　　　　6－1）代理方将向X董事提供所有简历。交到别处去的简历将不包括在本协议之中。

　　　　6－2）简历必须详细说明应聘候选人的背景，包括但不局限于：目前或所有原来雇主姓名；雇用日期，具体到年月；目前收入，具体到基本薪水和奖金；以及应对该应聘者考虑的职务及兼职职务等。如果某应聘者在五年内换了三项以上工作，该情况必须在提交建议之前特别与银行进行讨论。代理方保证对简历进行了应有的认真检查和筛选，保证所提供的简历不出现明显的误导。简历不应该包含可能揭示（申请人姓名除外）有关申请人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原国籍、年龄、婚姻状况、残障或性爱倾向的信息。

　　　　7代理方为《人才寻访咨询执行机构协会》会员，应严格遵守协会的道德规范。

　　　　8保密

　　　　代理方，并要求被推荐给美国银行的应聘候选人，对招聘过程中涉及的有关美国银行的信息保密。包括但不局限于实际的或提议的商业或财务方面的事务，内部控制或手续，薪水数据，技术与系统或资料处理程序等。

　　　　9终止

　　　　任何一方可根据十天前的书面通知终止该协议，但是，美国银行若发现代理方提供服务时有违本协议规定，则可随时立即中止本协议。

　　　　10分配

　　　　本协议之形成及生效将对各方及其继承人有利，但是，代理方未经美国银行书面同意，不可将本协议或任何责任、义务、利益或权力擅自予以分配。

　　　　11名字的使用

　　　　代理方未经美国银行书面准许，不得在广告或促销材料上提及或利用美国银行及其下属机构的名字。

　　　　12协议全体

　　　　本协议，连同有关展示和附录，构成各方的协议全体，并代替其他任何现有协议和讨论或谈判。未经双方书面同意，本协议不可改变。

　　　　13法律

　　　　本协议将受制于纽约州法律并根据纽约州法律而产生。代理方遵从美国地方法院纽约南部地区和任何纽约州法院有关法律对由本协议产生的所有法律程序的制约。

　　　　14若由本协议引起任何法律程序，代理方与美国银行均放弃由陪审团审判的一切权利。

　　　　15合同中止条款

　　　　若本协议任何条款被认定非法或无效，则其余条款均视为无效。

　　　　16此处所用标题只具有信息作用，不影响本协议任何条款的解释。

　　　　17副本：有效性

　　　　本协议可以任何数目的副本签字，具有相同效力。美国银行一旦收到由如下各方签署的本协议副本，本协议均为有效协议。

　　　　美国银行　　　　　　　　　　　　　　　　　　　　舒利文

　　　　(sign)　　　　　　　　　　　　　　　　　　　　　　(sign)

　　　　附件（Exhibit）A

　　　　代理方名称：舒利文全球人力资源公司

　　　　人才寻访执行协议日期：1995年3月7日

　　　　美国银行的要求：

　　　　若舒利文人力资源公司安插的任何应聘者在上述12个月中辞职，舒利文应无偿提供寻访替换候选人。一旦第二次寻访成功完成，则免费寻访结束。这种替代候选人的人才寻访只提供一次。

　　　　费用及费用时间表

　　　　舒利文公司介绍的应聘候选人上任之时才能得到付费。

　　　　费用按第一年保障年度奖金和签约奖金的30％支付。从开始雇用之日算起的一周内雇用方应全额支付该笔费用。

　　如此多的条款，我得一一看过，签上名，于是合同正式生效，然后交给秘书，快件邮递美国银行（纽约）。一小时十分钟,完成了一件头疼的事。

于是，喝一口瓶装净水，开始干第二件事：将我替欧洲银行寻到的一位应聘者尼尔森分别在日内瓦与纽约面试后回到香港的总体汇报，提交克纶，我在欧洲银行的一位亚洲客户，我们之间的雇佣行为，如今已受今年三月我和他们签定的协议书保护。全文如下：

亲爱的克纶：

　　　　尼尔森对归银行欧洲办公室的所见所闻印象深刻，也喜欢与那儿的管理层交谈，特别是Gordon,Liz和Peter。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得到有关反馈?如已得到，该报告则予以进一步肯定。我建议你草拟一封询问信，让尼尔森来办公室亲自取。有两点要注意：

　　　　1、尼尔森想知道，如果明年大家干得不错，他能否因自己的贡献得到奖励，怎样提成?另外，贵银行是如何向新雇员分配其股票买卖特权的？住房津贴标准如何？小孩的教育、汽车等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留待您来解决。

　　　　2、多数情况下，人们跳槽有两个原因：拉力因素（来自新公司）和推力因素（来自原公司）。不管怎样，待聘者对原公司都有一定依恋——50％以上的生意最终未能成交，就是因为他们对原公司的这种情感依恋。从尼尔森的情况来看，他在美洲干了十年，原来的同事都很喜欢他。更重要的是，他是他们惟一能够负责西欧账户的人，所以，他们将竭尽全力留住尼尔森。有利因素是，尼尔森自己选择你们银行。（我们俩已经讨论过薪水条件，但尼尔森有充分理由不接受你的初次提议－我已对他暗示了你关于薪水的想法。我建议在保持底薪不变的情况下，考虑能否增加30％的分红？至少，这样让他心上好受一些。哪怕明年市场条件变了，他也许不能如愿以偿地拉入客户而得到这些名义上的分红－你可以把得到这笔分红的条件写在合同上。无论如何，我建议你来见他之前，对该问题有充分准备。如果你不打算增加薪水，您一定得理由充分；如果给他增加薪水，也得有理有据，以此打消您自己的疑虑和不安。

　　　　我希望这一漫长的过程将会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对双方都有“增值”效益。

　　　　最后，寄给您凯谱的材料，供您斟酌。此人是一位强有力的竞聘对象，负责台湾市场中央银行的G7政府债券，非常能干。我为您物色这等合适人选花去三个多月的时间，收效甚微。台湾市场很小，要求十分苛刻。三个月前，凯谱不愿接受探访；现在她愿意试试。她将于7月15－18日在香港。如果您有意见她，我则通知她，并安排会面。不过，您也许应该考虑手下的两名雇员,提拔他们？说实话，熟手还是比新手好，特别是在市场的分量market share很小的情况下。我真不知道您是否还需要一名负责台湾事务的人？）

　　　　诚挚地　　　 　　

　　　　Jeannie　　

　　　　电邮送走后，我开始向大老板申请去香港出差，我有太多的应聘者得亲自去见见。眼见为实是绝对不会错的。电话上能得到部分信息，但主要的关键问题还是在面对面的时候，才能得到最真实的回答。一个敢看着我的眼睛撒谎的人，还是不多的。这三年从事人力资源的经验看，一个成功的人才，一开始就取信于人。他问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前景？谁是我的老板？谁是我的组员？公司在这个市场的决心和时间限，六个月还是三年？公司能给予的支持？客户源在哪儿？开发市场与目标有无冲突？无数这样的问题问过以后，才是公司的报酬形式。多少是底薪？多少是分红？多少是股权股票？如果是西方雇员雇到东南亚，那么房屋补贴是多少？孩子教育补贴？车的补贴？

　　　　我在1992年开辟亚洲市场以后，为亚洲就职华尔街人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他们的住房补贴增加了。凡是经过我推荐的当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房屋补贴：和他们的西方同事一样，他们住房也要花钱啊！一个公司，应该同等待遇才对。

　　如果一位应聘者一开口就问钱，这桩人才推荐，往往对应聘者与雇用者双方都不会有好结局。应聘者拿到不该自己得的高薪后，往往老板的期望值也会增长不少，一旦不能如愿以偿，公司辞掉他是避免不了的。况且，自己的压力也太大，同事万一知道你的薪水比他人高出50％，他们也心中不服，尽管他们奈何你不得，但他们可以不和你相处，或避着你，每天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在香港与新加坡市场，遇到不少这样为了薪水而跳槽的人。他们跳过一次槽后，就连着跳，对自己，对工作，都失去了信心。心中只有钱，就又继续跳。

　　　　一周前，我就打算向你提及赴香港一事。好几周来我一直该去香港，因为目前我要在此办理的事情太多。过去三周,我在那里发展了部分客户及应聘者，但是我拖延至今才能成行是为了等待JP摩根付款，有了钱，事情就好办了。今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现在，该去香港会见客户和应聘者，以结束几桩洽谈。它们是：1、高圣银行，汤姆·李，客户。汤姆有意通过我雇用两名应聘者；

　　　　1）大卫·韩，在香港（CL）为韩国衍生金融产品作推销。马拉松式的面试终于结束。大卫·韩与高圣的七个人见了面，从销售、交易，到投资机会的各方面人物。目前，他正在等待聘用。大卫·韩现在提出的要求是：十五万底薪，二十万分红。一旦高圣满足要求，他便行动。

　　　　2）葛丽丝·李,此人在香港（ML）向新加坡中央银行销售G7金融产品，成绩显著。所有面试已经完成，她正在等待聘用。她提出的要求是：十五万新加坡元底薪,三十万新加坡元分红。她希望高圣满足自己的要求。我认为她对自己的评估太高，与市场报酬不符合。我们尚在谈判。

　　　　另外还有两名应聘者，也与汤姆见过面，他们是比得和保罗。

　　　　2、高圣银行，大卫·王，私人银行客户集团。

　　　　大卫需要两名：莉娜和善秋。面试已完成得差不多，只等用户作出决定。莉娜向大卫的要价USD＄350万，而善秋要价则为USD＄400万。一人来自菲律宾，一人来自台湾。

　　　　以上是目前与高圣的进展情况。下面是与瑞士联合银行的进展情况：

　　　　3、瑞士联合银行(香港),借入资本市场和利率结构。

　　　　三位执行董事与我的商业往来：

　　　　Larry Murphy——借入资本市场董事；主要负责全部利率，国库券行为，销售与交易，固定收入和衍生品等，曾是外汇最佳销售人才。

　　　　Kamlani Kamada——资本市场董事，主要责任：债务发生，投资银行，此人是各大投资银行在金融产品设置上的竞争强手。他最关注的是在中国将生意做大。我们已经挑选了一名索罗门的应聘者推荐给他，叫Andrie Tu，另一名来自法国银行。）

　　　　Joon Kee Kim——源头产品行销负责人。该工作分为两摊。产品经理负责金融衍生产品的结构，市场经理负责衍生产品的销售。Joon Kee情况简介：麻省理工学院BA,MBA，曾加盟大通和所罗门。在所罗门期间（1991－1993），他是纽约惟一从事产品结构的量化分析家quanti。美林与其接触后，招聘香港，后调往韩国，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重要销售人员，后来与另一名驻韩国的韩国人Choy一道工作，共有十六名销售人员。Joon Kee现年三十八岁，急需一名产品设计构造人员。我这里有一名从美洲银行出来的人才，想替Joon Kee工作。

　　　　Joon Kee已经对各国逐一审核后，提出了一项新战略。由于Paul Murphy两天前到达香港时遭遇车祸，所以审核尚未完成。下周有望完成。国际光辉与我公司同时想得到这个人才访寻项目，我百分之八十肯定我们能够得到这项委托。到目前为止，我对人才访寻的透彻以及对大中国的了解——这里指我对大中国的固定收入销售和交易的情况以及对从事固定收入产品（现金和衍生品）的营销和交易人员的情况了解，没人比得上。

　　　　4、市场信息：

　　　　DLJ——该公司被投资者投票选为“最佳在线经纪行”。DLJ成功地在伦敦从美林证券雇请了一个四人小组，在弗洛里达也从美林证券雇请了一个四人小组，在日内瓦从高圣雇请了一名最佳销售人才。他们在香港还没有开设私人银行业务，但目前在商讨中。我已有三个小组——RNB,Merrill,Nomura，均有意为DLJ服务。我与香港DLJ常务董事Alfred Pang交换了此想法，Pang正在与该部门主任探讨其可能性。

　　　　5、今后三周工作计划：

　　　　每年夏天，我要到中国将在那里学习中文的女儿接回美国度假,今夏也不例外，她学校于7月18日放假。我的计划如下：

　　　　我计划在7月的第一周飞往香港，在那里呆一周后飞往中国——中国机票自付。

　　　　如您所知,我目前正与SBC UBS, JP Morgan,Goldman,CSFB,Chase,Morgan Stanley,DLJ,Deutsche Bank等公司打交道，以便通过“亲自打照面”的方式建立起牢固的个人关系。没有可靠的个人关系，就没有生意可言。除大卫外，所有客户我以前都没有见过面，我将请他们给我时间，让他们认识我，了解我，同时了解我们的公司和办事方式。

　　　　我需要与最近寻访到的三十位待聘者见面。与待聘者和客户见面的约定落实后，我将向您提供一份名单。我的绿卡级别只许我在香港一次逗留一周，所以，第二周我将在中国度过。第三周我将飞到新加坡，做一些营销工作，对应聘者进行面试，会见客户，直至我女儿于7月19日飞抵新加坡与我会合。我们于7月20日回到美国。

　　　　诚挚地　　　 　　

　　　　Jeannie 　

　　　　我今天的工作完成，该是喝下午茶和休息脑子的时候，或是看看股市走向或听听新闻。我拿起桌上的净水，又喝上一口，洗洗心，然后，面对窗外阳光明媚的世界和湖上成群的海鸥。

　　　　可是，我成了睁眼瞎，什么也看不见。

　　　　我只觉得好累好累，眼睛仿佛要流血，脑子也一片空白。

　　　　这，也许就是美国人常说的brain drain吧？

　　　　这四位客户和我建立的四百多人的“人才库”，奠定了我在公司的位置，使我能在1995年被破格提升为公司第一位外籍同时是女性副总裁，专门负责从事东南亚人才推荐，我的年底分红加上底薪达三十五万美元之多，远远超过美国总统当年的二十万年薪。我被评为公司最优秀的雇员，使公司那年的圣诞晚餐多年来第一次改为吃中餐。望着中国酒家的服务员在公司餐厅为我们开办姜葱龙虾大餐的自助晚宴，听着圣诞颂歌，我心里自豪！

　　　　我打败了米切尔！我还给他放了一部电影《英雄儿女》。

　　　　虽然我的信誉已在客户和应聘者中建立起来，但由于银行之间有利益冲突，而我又不愿将自己置于妥协的位置，于是我只好“忍痛割爱”，选择了三家银行做我的长期客户，其余客户就转给了其他同事。我为之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这三家银行，我也将人材搜寻与企业咨询的服务部门，按客户的不同要求与我的专长区分开来，不在同一部门提供同一服务，以保护自己。比如，我对JP摩根银行只进行私人银行部门的私人银行家的推荐服务；对波士顿第一银行，我则提供国债销售高级人才的服务；对瑞士联合银行，我大力从事国债与股票方面的“大手笔”交易员的服务。这种划分跟我细心选择客户和客户细心选择我是分不开的，是双方努力的结果，有些是天意，有些是偶然。取信于人，是办成一切事情的根本。这是我们公司的宗旨，是我办事的职业道德，也是我做人的信条。

　　　　由于我在亚洲业务的成功，许多客户将我推荐给他们的纽约决策人，一般是银行客户先付了头款（retainer fee），公司才让我替他们办事。由于办事的成功率高，守密性高，我当时的价格真是“天价”，一般公司是付不起的。我那些日子“脚不沾地”，别人坐班车四十五分钟从城郊到城里上班，我是乘“班机”四十五分钟从波士顿到纽约的华尔街上班。

　　　　早上六点起床后，我轻轻地拉着我的有滚行李小皮箱，来到公寓门口，步行五分钟到谢丽登酒店，酒店六点十五分有一趟机场班车将我送到波士顿Logan机场。前些时间我都乘坐出租车到机场，乘出租车要三十五美元，来回就是七十美元，而坐机场班车只需十美元，为了省这么一点钱，我宁愿走五分钟的路。我的同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为公司省钱，而且比起整个费用来，这点钱算什么？我不管他们怎么看，能省就省，不管是谁的钱。半个小时后，机场班车穿过还没有繁忙起来的城市，到达海边机场。

　　　　美国最大的泛美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设有专航，从六点到八点之间每半小时一趟飞纽约，方便来往于纽约－波士顿的“超级白领”。这些雇员往往是投资银行部门、银行销售部门以及大公司的重磅级销售部人员。泛美七点有一个航班，几个星期以来，我都乘这趟航班去纽约，四十五分钟的低空飞行后，七点四十五分到达纽约拉瓜地机场。纽约有两个靠在一起的机场，美国国内的飞机，一般到达小一点的拉瓜地机场，国际航班则到达又大又乱的肯尼迪机场。

　　　　我随着那些衣冠楚楚的高级白领，手中也拿着清晨的《波士顿环球报》和《华尔街日报》，拎着标志华尔街人士昂贵又低调的黑色公文皮包，无声地登上飞机。机上十分安静，我通常坐在靠窗的第三排。机门无声地关上，漂亮的一白一黑两位女乘务员轮流和着机上广播的安全注意事项做着穿戴航空救生服与面罩的动作，无声而熟练。她们深蓝色的制服套裙，红白蓝三色的星条丝巾以及别在胸前的美国雄鹰，有时真让我认为我坐在纽约百老汇的大剧场，在观看艺术表演。接着，飞机起动，飞向蓝天。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这片“禁区”，而且还在上面飞翔。

　　　　我，还能上升吗？

　　　　我是不是已经到顶了，也就是美国人常说的“我接触到玻璃顶了吗？（Have I hit the glass ceiling？）”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尽管人们相信，在美国，人的能力可以发挥到极致，人的上升能力是无限的，只有蓝天才是顶（The sky is th limit），其实不然。因为横亘在个人梦想（职场的上升趋势、社会地位的攀升能力等）与蓝天是顶这一说之间，有一个由玻璃做成的顶，虽不可见但可触摸。我目前的状况，不正是这样吗?

　　　　我想：我，一个外国人，我对美国这个社会已经尽了我的全力在做着贡献，我十分努力地工作，给自己创造资产的同时，通过纳税的方式，为国家创造财富。我们公司的税务部门，每年四月报税期到时，墙上就贴着这样的横幅：物质生活与美国梦=个人富有与社会责任。时时刻刻提醒公司雇员每一个公民的纳税责任，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慈善机构和福利事业也会在公司设摊摆点，要求我们“主动捐款”，环保，穷人温饱福利（soup kitchen），癌症研究中心，等等，告诉你捐款免税——你捐掉的这一笔钱从你的收入里减去后，你的总收入就低了，那么纳税的百分比也低了。这是美国的第一大国情：纳税。当1621年，第一批贫穷、敢于冒险的勇敢的英国人离开自己的故土，乘坐“五月花号”，横跨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他们有的只是对宗教自由的向往和创建富有物质生活的追求。这两点：向往自由与追求物质生活的富有，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法律保护自由，辛勤劳作就能改变社会地位。“从白木小屋到白宫”(From a white cabine to the White House)是解放黑奴的美国伟大总统林肯的写照；而出身贫寒的克林顿则因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白宫。美国，正如国歌所写，“是勇敢者的家园(home for the brave)”。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国家机器(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对每一个工作的公民征税，用以平衡贫富。我除了在物质上获得极大丰富和最大限度地纳税以外，我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在美国这个社会上升呢？能够举足轻重吗？而且，我愿意在这个国家举足轻重吗？意义何在？

　　　　我是一名女子。一个女子在国外的命运，本来很容易得到改变的。我的美国女朋友常说：如果能嫁总统，为什么要嫁平民？这话乍一听起来刺耳，但仔细想想，这并非没有道理。那么多富人将自己的女儿送进高昂的贵族学校，为什么？很大原因是为嫁一个有钱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从而影响丈夫，从而改变世界。这个世界，仍然是男子的世界。

　　　　这不是我的世界，也不是我的国家，我有自知之明。何况，我深爱着我的丈夫，他是我的知己，又是我的朋友，更是一个中国人。我们的中国根太深，当我们在美国公司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时，当外国人看到我们的东方面孔而尊敬我们时，我们就感到提气，就感到自豪，就感到对得起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国故土。

　　　　也许因为这太深的中国情结，我在美国的奋斗就这样定位了。

　　　　我，再也上不去了。

　　　　说真的，我还想到哪里去呢？

　　　　这几年拼打，难道我欠丈夫、孩子和自己的还少吗？在情感上，我们三人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

　　　　成功，哪里只是一句话！

　　　　“妈妈告诉我，你究竟什么时候回家？”十三岁的女儿冰凉的手指拉着我暖暖的手，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我已经告诉她许多次，妈咪身肩公司的重任不能和她一块儿回美国。元旦这天，女儿跟她父亲飞回美国，妈妈飞往新加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机场的分别，女儿永远不懂。

“我会尽快回来的。”我抚摸着女儿冰冷的手指。女儿已经比我高了，一米七三，朋友都讲一定是美国的食物把女儿催得牛高马大。这话不无道理，美国的牛啊猪啊鸡啊都吃化学饲料，要想让小牛赎小猪仔小鸡仔在三个月内进入市场，食物一定渗有激素，这些激素通过肉类进入孩子的身体，孩子也会长得很快。女儿学校的中餐每一顿不是烤鸡就是烤猪排，再辅以牛奶冰淇淋巧克力，体重能不超过正常重量？这也是美国的一大现象，一边大吃一边大喊减肥。这段时间女儿抽条了，三个月里丢了二十磅，看起来像一个少女了，我也不用因她欢天喜地地吃东西导致体重增加而大喊大吵了。

　　　　“Hurry Home(赶快回家)，Mom！”女儿来到海关检票处。我们不得不分手了。我紧握女儿的手指，“妈会尽快赶回家的。”

　　　　“OK.Keep your promise(守诺言)！”女儿高兴地扬扬手，与在一旁默默用手势告诉我回家再睡一会儿的丈夫一起消失在海关检票口。

　　　　我转过身，眼前的一切忽然变得模糊起来，红红的欢庆元旦的大灯笼也失去了光辉明亮，仿佛替我和女儿、丈夫佳节期的分手黯然神伤。泪水盈满我的眼眶。

　　　　我回到家。没有了丈夫和女儿的家哪是家呀！从床上到桌上到地上，从相片到书包到箱子，从老师奶奶亲戚朋友送给女儿的礼物,到扔了一地的日本VCD动画片的空壳子，都仿佛朝我大喊女儿走了这一事实！家仿佛经历了一场七级地震，我无法收拾，我无法把女儿留下的空间，这情感的空间，这实际上的空间，用任何想象、任何记忆来填满。我原来打算休息一天再去新加坡，因为我这张疲惫的脸和这疲惫的身子，难以对付外国洋行的高级职员们，更不要说替他们出谋划策在新的一个世纪，在亚洲地区，获取更大的投资回报。我的心完全因女儿的离去而离开自己的胸腔，随她而去了，担心着她父女俩从中国飞往美国的旅程。这样的担心我知道也许是多余的，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要担心。我习惯担心他们，我不可能一次出差离开他们两周以上，我想他们。有一次，因公事不能按时回家，我坐在五星级的酒店里嚎啕大哭。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能在亚洲替公司开一个分公司、将生意做得更大的原因。

　　　　尽管现在已不是九年前我刚工作的那些日子，我的女儿也不再是三岁，我也无需用睡袋将她裹起来，买通门卫，在星期天的晚上将她带进公司，让她看我工作，和我多呆一会儿，但我心底深处比以前还觉得对不起女儿。为了让母亲实现自己的梦想，让我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小小年纪的她也付出了大的代价——那是情感的代价！

　　　　女儿和我飞行于中美之间如吃一日三餐，应该是习以为常。从她三岁的时候，我的工作就使我不断地往来于美国香港、美国新加坡、美国东京。记得一次我把女儿带回老家成都过暑假，女儿坚决不让我走，当时我也生病了，我于是答应她妈咪不走了。可是美国老板的两个电话，使发着高烧的我又坚定了走的决心，使刚刚破涕为笑的女儿又大哭起来。我只好硬着心对女儿讲，打一份工尽一份责，如果妈咪不去工作了你能有今天的好时光？你要一个呆在家里生气的妈妈还是一个愉快的工作的妈妈？女儿一边哭一边帮我收拾行装。虽然哭声消失，但那强压哭声的模糊抽噎和红红的双眼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手提包里，她塞进一个自己最心爱的布娃娃。

　　　　我和女儿在新加坡、香港、台北都留下了足迹，一大一小。记得我第一次带她出差时，她六岁，我把她交给我住的五星级香港文华大酒店托小孩中心，那里的阿姨给她一大堆纸，她在上面画满了女儿和妈妈。还有一次，我在酒店餐厅和一顾客讨论该银行在香港地区试销以亚洲货币为底的美国长债券时，眼睛却不断地瞄着坐在餐厅一个安静角落的女儿。我告诉她一定不能来影响妈咪。她真乖，一声不吭面对一壶茶和一盘小点心整整等了我两个半小时！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亚洲市场刚刚反弹，全世界各大银行正开始向亚太地区投资，急需那些生于当地、受教于英美、有良好个人素质和银行投资管理技能的专业人才。我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多年，是发现和推荐这些人才的主要人物，这些年，由我引荐的上千名人才均在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大中国区银行系统成为佼佼者、决策者、主管，有的还高升为投资银行董事局董事。决策银行的全球投资行为，我当然必须去新加坡。最终，女儿和我一块去了。那一次，我没有把她托给酒店的服务人员，她已长大，成了我的“助手”。当我穿梭在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各大银行的办公室时，女儿在酒店用流利的英文替我接电话。

　　　　上帝，我这一次可真的不愿去新加坡，去面对那开满热带艳丽花朵的城市，因为那座城市使我有着关于她的太多记忆，将使我看不见花的美，天的蓝，海的平静。触景生情！

　　　　终于三天下来，1月5日这天，我在新加坡的事情做完了。人经常分离也就学会了对付分离的办法，那就是工作。一刻不停地工作，使自己闲不下来，既不能回忆往事，也不能展演明天，只有今天。忙碌的今天终于过完了，我可以回家了。

　　　　但是，没有飞回美国的飞机！

　　　　我原本计划在新加坡只呆两天，由于工作之故多呆了一天，机票不得不改，于是我现在困在新加坡五星级文华大酒店的客房。我已经和四家航空公司联系过：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飞往美国各大城市的飞机爆满，要在1月13日才有座位；西北航空公司情况也一样；新加坡航空公司要15日以后才有座位；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周飞一次，从现在到中国春节的票全都售完。我也给香港的航空代理Westminster的大卫去电话。大卫以前总是有办法找到机票的。他告我过两小时回话。两小时过去了，大卫准时打来电话：香港飞往北美和欧洲的所有航班，全都没有座位。

　　　　“怎么回事？”

　　　　“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富有，又加上今年的圣诞新年与中国春节连在一块，往来的旅客突然增加，有结婚的，有度蜜月的，有谈商事的，有探亲访友的，没办法。到海边去散散心吧！别人求之不得，你干吗要急着回家？”

　　　　“大卫，你替我看看有没有从北京或上海飞往北美或欧洲的航班？我可以转道。”以前我也这样做过，花钱多，但没办法。

　　　　“没有。看过了。”

　　　　我放下电话，望着窗外夕阳西下的新加坡海湾和沿海岸的高楼大厦以及过周末的车海人流，心上酸酸的。女儿这个周末没有妈妈。赶快回家。可我回不了家啊！这是大都市新经济新生活的代价，这是情感的代价！这是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

　　　　我给美国的丈夫和女儿去电话，丈夫立即告诉我借这机会好好休息，“家永远在这儿等你。”丈夫的声音总是这样使我安心。以前，我回家晚时，丈夫总是替我将家里走廊的灯留着，彻夜通明。一年前买了目前这个带花园的别墅大屋后，我出差的那些日子，他又总是将大门的两盏灯亮着。

　　　　我立即搬出位于金融中心的文华大酒店，搬到新建的海滨浴场圣淘沙的香格里拉饭店，在美丽的南海，休假两天。

　　　　第二天一早，我便坐在窗前，望着那无边无际的南海，那散布在海中的诸岛和远洋轮，那初生的红日给碧蓝的大海涂上一片金光。这个季节最多的是婚宴,而新加坡人又喜欢在高档的五星级饭店里举行大型结婚仪式，白色的纱裙总是那样的激动人心，我眼前就有一对美艳的新娘和英俊的新郎，新娘天鹅般的脖子依在身着昂贵西服的新郎那坚实的胸前，一朵兰花使白色西装显得更加高贵、典雅。旁边跟着化妆师、摄影师、婚礼歌唱演员，以及鲜花、蛋糕，还有一辆巨大的奔驰跑车。音乐在大厅回响，飘荡到朝阳下的草坪和沙滩上，在玫瑰花丛中萦绕，最后洒落在南海诸岛。这一切使我想到我的丈夫，我的心里总会感到一丝酸楚和一丝幸福，酸楚的是我们从来没有举行过婚礼，幸福的是我们一直比翼齐飞。

　　　　我想到1984年天津与北京的冬天，想到那年我和丈夫刚结婚他就离我去了美国，留下我独自在天津、北京。1984年的冬天十分漫长，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我还能看见落尽树叶的树干直指铅灰色的天空，大地一片冰冻。所以当1985年3月的一个清晨，一阵清脆的鸟鸣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的心顿时充满无尽的欢喜，从我在北京大学单身宿舍楼红二楼的镂花窗格看出去，两只小麻雀在宽阔的窗格上跳跃，小脑袋对着初升的太阳，小嘴不时地舔着梳理着柔嫩的羽毛。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摸着它们留在我床旁小书桌上的影子，那翘起的尾巴正好挡住丈夫刚从美国寄来的、我无比爱惜的、夹在小镜框里的彩照。相片上的他身着“万里长城”的T恤衫，双手叉腰站在华盛顿大学那象征学校大门的两座十八世纪哥特式巍峨、端庄的建筑前面，学校的校旗与密苏里州的州旗在蓝天下飘扬，前方是一大片翠绿的草坪。相片背后的话语带给我那么多的欢乐和情思：

　　　　“让那甜蜜的回忆带给你慰藉和宁静，让那热切的希望使你的生活充满鸟语花香，由回忆而幸福，由希望而充满信心和勇气——相见美国。”

　　　　爱情真能将一个不善言辞的男生变成一个多情的诗人，从高中开始，我就爱上了他，然而，他仿佛要等到大学毕业后，才能知道他爱的人原来是我，于是仿佛天下所有的文字都不够他使用。相片背后的落名处丈夫写下“你的小船”。他把自己称做小船（boat），把我叫作港湾（harbour），小船离去，做港湾的我多想随他而去！我新婚的丈夫是我的爱，我少年时代的崇拜，今天生活的伙伴，我，怎能没有他？

　　　　突然，一只小麻雀没站稳，从窗格上摔了下去，落在一夜间转绿的草地上，我探出头，目光正和受惊的麻雀对望，小雀黄褐色的珠子般的大眼，机灵警觉。

　　　　“哦，鸟，你是否带来我海那边新婚丈夫的信息？诗人们都赞颂那冲破雨夜的海燕和南来报春的燕子，可我却把你比作诗人思维想象的延伸，带给我喜讯的幸运鸟！”

　　　　小雀继续盯着我，似懂非懂。

　　　　“知道吗，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我举起床边那一大叠用蓝丝带拴起来的美国来信。那贴着美国国旗邮票的简易灰篮色信封，铺展开来便是丈夫从太平洋彼岸寄来的热情话语，字里行间透露出在异国求学的激动与对留在国内新婚妻子的眷恋。他对我讲只要心心相印，又何必朝朝暮暮？然而，有多少个夜晚，多少个清晨，我听到身体激烈的鼓点，我多想自己的丈夫在我身边，合二为一，心贴着心，脸靠着脸。

　　　　小麻雀最后盯了我一眼，突然箭一般地射向撒满金色阳光的蓝天，紧跟后面的是另一只小雀，双双飞远。

　　　　我，也跟那双双飞走的鸟雀一样，四个月后飞到丈夫身边。

　　　　从此，我们就忙啊忙，忙了学习，忙工作；忙了工作，忙孩子；忙了孩子，忙亲戚。这些年来，我跑新加坡至少跑了二十趟，可从来没有和丈夫一起来过。什么时候这个忙，才有个尽头呢？

　　　　我又想到美国。我在美国研究生院的七年生涯，我在华尔街的十年拼打，这十七年的经历，使我眼中的美国像一个举着两个铁拳头的巨人：一个是民主，那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一个是铁腕，那是用来打人的。美国变得如此真实，像一老友，又像一新知。在中国时，我的本科和研究生专业都是英美语言文学，这使我对美国的国情、历史、文学流派、哲学思想、法律观念、社会结构、种族矛盾、人的异化等等很熟悉，这些理论上的界定与我后来在美国求学求职求生的知识结合起来，培养了我看美国的“双重眼光”：我既能看到美国社会闪光镀金的一面，也能看到闪光下暗含的危机与剑影。我相信人的命运是自己创造的，我同时也相信任何的机遇既可以成为转机也可以成为危机。我的命运因为好的转机替我托着，我实现了我的美国梦，我有了一切我想要的。

　　　　现在，我累了。我曾经工作过好几年的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也在2001年9月11日那个早晨，同着许多无辜的生灵，在烟火中倒塌消失。我心痛。剩下的，只有那些穿行在华尔街的记忆，那些让我心跳的日子……

　　　　也许，正如很多年以前，当我的大老板唐纳德将公司的信用卡在我第一次亚洲之行的前夜交到我手里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世界金融的大门向你敞开了。商业合同会一个个被拿下来，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被忘掉。但是，那些包含在一个个合同里的人情故事和职场道理，一定会长久地留在你心里。”

　　　　他说对了。让我血液中涌动的文学情结，写下这些华尔街的人情故事和职场道理吧！在华尔街，我常听到这么一句话：The right role model can be very inspirational(好的榜样可以激励人)。让那些令我难忘的人情故事也鼓励今天的中国青年，从他人的教训中，学到做人求职的道理，少走弯路！

就职华尔街，最基本的一步是怎样经过层层面试进入华尔街。面试可以说很难，也可以说不难，这里有些技巧，要看自己怎样去掌握它们。怎样才能将面试进行得顺利？怎样才能给面试官留下深刻的印象？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让面试官认为你是最合适、最靠得住、最能干、最能完成这份工作的最佳应聘者？

　　　　说到底，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呢？

　　　　“Interview”一词的英文意思译成汉语应该为“面对面的视察对方”，因而“面视”应该是比“面试”更为直接的翻译；但因为“面视”过后是“面试”——面对面的提问，所以对于Interview，我们就应该至少有两方面的准备：视觉上的准备和口头上的准备，又，面试面试，面面相视。

　　　　一、视觉上的准备

　　　　视觉上的准备要求我们创造一个形象（Image），这个形象应该与公司的形象相符合。华尔街的公司、洋行最注重的是两大形象：成功形象与令人信任的形象。连我们这家替华尔街做人力资源与企业策划的咨询公司也是将这两条放在首要位置。很简单，如果你自己是个失败者，怎么可能把成功带给他人？取信于人更是重要。我们波士顿总公司的大厅进门处有一面大玻璃墙，上面清楚地写着：“The public trust is our Business ”（公众信任是我们的公司之本）。我们的名片上也清楚地用绿色字体印着公司的努力目标：our people make the difference（我们的雇员与众不同）。

　　　　我在1992年去这家公司面试时毫无准备，只想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的性质我全然不知，只知道他们所要求的条件：MBA学位，银行工作经验，香港关系网，这些，我全都没有；有的，只是想得到这份工作的决心。结果，我的穿着就是第一个错误。

　　　　一年前，我在美国一个“价廉物美”的百货连锁商店K－mart买了一件价值七十九美元的米黄色西装套裙（一般西装要一百五十美元左右；银行副总裁或董事级别的女士们，往往买五百美元到一千五百美元的；再好的，可以贵得没底，但也没有必要）；还戴上了一对生平第一次戴的金耳环。后来，公司大老板秘书告诉我，当她第一眼看见我时，差点晕了过去。她说，你不是去大商店应聘当销售员或是酒店当经理，为什么这样穿戴？

　　　　我上班后的第一天，公司的公关秘书（Public Relations）苏珊女士非常委婉地告诉我，上班时要穿保守颜色的西服套裙，质地要好，裁剪要合身。“一千美元买五套西装是你在这家公司最基本的投资。”她对我说。可当时我哪儿有钱？

　　　　“没钱？借。这是我学到的：哪怕借钱也要买相应的衣服。说不定这个面试就会因这套适合场合的衣服给促成。”

　　　　她接着又说耳环一定不能闪闪发亮，戴小的珍珠耳环或是钻石或人造钻石，要小，要不抢眼，不能让它成为你吸引客户的地方；你吸引客户的是你的脑子和你全方位的服务，从而将他们的问题解决好。亮耳环是去鸡尾酒会或沙滩戴的。

　　　　“如果你需要明快的颜色，用围巾和胸针做配件。Cucci不是以围巾、胸针和女用手提包闻名天下吗？Hermes的围巾比一套西装还贵，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昂贵的丝巾以特别的图案成为最优秀的职业妇女的装饰品。”

　　　　不管怎样，我在1992年从美国研究生院毕业后，有着吓人的文学博士学位，还能读古英文，能讲解莎士比亚，但却不知道怎样穿衣面试。如果我当时穿的是黑色西服套裙，Saks Fifth Ave.名牌制作，配着白色的衬里，一对小小的人造钻石耳环，指甲涂成白色的法国式样，脚登舒服的软黑高跟鞋而不是从廉价鞋店Payless买的鞋，我也许不会经过七次面试？我的大老板也告诉我，看我那一身穿戴，觉得我真诚得全然不知天高地厚。我的那句开场白：“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I’m for real，every bit of me.”（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我的每一两肉都是真的），确实让他惊讶。我服饰上的欠缺，因我英文流利、用词准确、毫不胆怯而弥补。但是，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些规矩，我就不用如此“吓人一大跳”。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毕业时，学校的placement office（录用工作处）能给我们上一堂“怎样面试”的课，该多好，从穿戴到工作问题的提出与回答，以及四十五分钟标准面视时间里，时间的正确分配与安排。许多学生，特别是中国籍的学生，就会省掉“要经历多少面试才能找到一份称心工作”的心理重负！

　　　　好的面试就是要“对症下药”，去酒店找工作和去贸易进出口公司找工作或去投资银行找工作，穿戴肯定不一样；而且找到的这份工作，职位的高低与相应的穿戴也不应该一样：去银行当秘书和去银行当第一副总裁，显而易见，穿戴不可能一样。穿衣打扮要符合自己的身份，更要符合公司的身份，因为你将来代表的是这家公司。

　　　　1995年当我替公司在纽约开发业务成功而搬迁到纽约后，因每周一次飞往纽约实在劳命伤财，我丈夫因此也来纽约。他原来是波士顿计算机公司的计算机高级工程师，这家公司50％的职员都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的公司文化还像校园文化，与硅谷文化十分相似：上班时穿着随便，下班后在公司靠大湖的巨大草坪上踢足球。当他来到华尔街面试工作时，他坚持要穿他习惯了的便装，我只好替他拿着西装、领带和皮鞋在美林、摩根与AIG的大厅里等候他，让他在面试之前换上这些“有强力的西装”（power suit）。他一边换一边抱怨领带太红，衣服太黑，衬衣领子太硬，皮鞋太亮。结果，他一天下来，三家公司的面试使他轻而易举地得到三份合同：这是内（懂专业）外（形象好）结合的最佳结果。

　　　　总而言之，在华尔街求职时，男士女士都应该里面穿白色，外面穿比较深色的西服或西服套裙；男士的领带最好是红色，表示热情；女士的耳环最好是小小的耳钉，且如果天冷的话，要围上作装饰的围巾以示高雅。冬天里，最好要带上风衣，牌子为“伦敦雾”（London Fog）为佳，深蓝色或浅色最为合适，颜色风格都合英国保守形象。穿着不能招摇过市，这是华尔街最忌讳的。不要拎新皮包，半旧为好，皮包不是装饰。华尔街流传着这么一个佳话：皮包越旧，成就越大。高圣的主席用的提包是四角全磨破了的，已用了二十年。当然皮子质量一定好，否则二十年的摔打还能用？

　　　　口试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而往往第一句话就可以决定这家公司或这个面试官会要你还是不要你。当面试官与你握手并请你坐下后，他第一个问题往往是：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谈谈你自己）。这时你要十分小心，一定不能吞吞吐吐或口若悬河。你可以说：我这人很认真；我这人很热情或很固执；比如，我在研究生院做一个项目时，我……

面试官请你谈谈你自己是要知道你的“整个人”（a whole person），你的性格，做人态度，人生观，等等。他问的并不是你的学历、你的工作经验，因为他手中就有你的材料。你也可以反问面试官：“我的履历表你已经看过，你一定知道我是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毕业的；暑期中我去摩根银行当见习生（intern）；我的个人爱好是国债券的发行与推销，或是游泳。不过，我倒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这是关于工作的细节……”

　　　　这样，你就变被动为主动，向面试官就工作问题提问，让他回答你的问题；而且你会发现他十分乐意回答你的问题，这是人性所致：多数人愿当演说家，少数人愿当听众。

　　　　在四十五分钟的标准面试时间里（有时面试可以短到二十分钟，长到两个小时），你应该只用五分钟的时间讲自己的过去，用三十分钟讲工作，借这机会把所有的问题全弄清楚，最后留十分钟的时间提问：关于公司、业务、你要去的团队，等等。这最后十分钟是用来显示你对这家公司的了解以及感谢面试官的时间；同时不要忘了问下一次的面谈会是什么时候？如果面试官对你十分感兴趣，他会让你在会议室等着，他去找其他他认为合适的人或主管(decision－makers)来面试你，那么你的四十五分钟的面试就会变成两个小时。我曾经送出去的一位人才，在摩根银行整整呆了一天！

　　　　在面试时有两个问题要忌讳，除非他问到你，那就是薪水与个人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有极大的私密性。如果你确实让他们满意了，他们会主动问你你的薪水意向，有时也会问到你是否结婚，有无孩子。这些与工作无关的话题，最好不要主动去碰。政治观点、宗教信仰这些话题更是千万千万不能涉及的，因为无论你与面试官的观点如何一致，他也不会因为这个原由而雇用你，况且面试你的人不会只有一个人。

　　　　华尔街面试人才时至少全组人员都要见你，如果你要去的这个组有一个人不喜欢你或对你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或认为你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你都不会被雇用。我曾经送一高级人才去高圣，他见了二十七人，一共经历了八次面试，但终因有两个人对他有不同看法，高圣不能雇用他。华尔街有这么一句话：白天你是公司的人，晚上你是家里的人。华尔街找工作就像在生活中找伴侣，别人很难降低标准，你也最好不要委曲求全，两厢情愿才是真。

　　　　在结束这一段之前，我还要提醒应征者对另一常见面试官提出的问题要加以小心，那就是：“你的优点是什么？你的缺点（弱点）是什么？”

　　　　这是一个能否对自己作出公正判断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技巧在于弄清面试官的问题旨意所在。如果他只是泛泛一问，你也泛泛一答。优点缺点如果是三七开，那么说话时用去的时间也应按这比例，譬如十分钟谈优点，那么用三分钟谈缺点。优点谈得越多，相应的你的缺点也越多，比如你爱吹嘘自己的优点——这本身就是一个缺点。如果你能对自己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么面试官认为你对公司也能作出相应正确的判断。判断正确是能否在华尔街立足的根本点。

　　　　身体语言的准备也是面试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手与眼睛在整个面试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握手要有力，表示热情、信任；眼睛要能看穿对方，进入对方的心底，这不是说盯着人看，而是很真诚地看，让人感到心换心，让人感到放心。我曾经将一名优秀的人才推荐给欧洲银行的一位副主席，但这位副主席立即拒绝了他，原因是：“我问他关键性问题时，他都回避我的眼睛。他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而我却没那时间去猜他的心思。”同样地，我在高圣的一位客户也是因应征者手足不知该怎么放而且眼睛也极不自然地向下看，让应试官感到应征者缺乏自信。“我们公司怎能雇用缺乏自信的人呢？”客户问。也许应聘者心里自信，但他表现出来的是不自信。“Image is every bit important as reality（表象与现实是同样重要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我送到摩根的一名应征者，他是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的。这是我惟一一次与一位计算机工程师打交道，我十年来只从事前台交易员、银行家、私人理财家、信用分析式或资产管理专家的业务。这位计算机工程师从香港飞到纽约摩根银行总部进行最后一轮的面试时，他在肯尼迪机场被一出租车司机骗去一百美元，那黑人司机把他放到摩根银行在中城的办公大楼前，扬长而去，没找给他零钱，他十分生气，打电话给我讲这事。我一再宽慰他这种事发生也就发生了，让它过去，不要影响面试时的心态。同时我告诉他，我们公司的会计师已写好了一百美元的支票给他，再者，摩根银行为他从香港飞往纽约买的商务舱机票也值三千多美元，面试的成功比这一百美元重要得多。结果他面试没有合格。因为他面试时不断地将他的腿分开并拢、并拢分开，而且是毫无意识的，因为他心上就丢不下那一百美元和被人骗了的那不好的感觉，让这坏的感觉尾随自己，结果让面试官误解了他。

　　　　“如果他这么紧张，我们的交易系统怎敢让他负责？”客户问。

　　　　如果心态不好，是不能去参加面试的，你宁愿改期。

　　总而言之，面试成功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如果面试官的性格与应征者的性格是“一拍即合”还是“一见就厌”，这些情况就难以一一描述了。但如果能在服饰上、工作要求的准备上、行为举止上以及时间控制上都能充分准备，成功的希望就有了一半：有备而来，往往功成圆满而归。

我一共搬过七次家，住过七个城市，它们是我生命中的七个转折点。我本想将这七个转折点，在书的第一章便呈现给读者，使您一开始就对我有一个清楚、完全的认识，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但思前想后，还是把它放在后面吧，不要让它“喧宾夺主”了。也许我的故事你们并不会重复，但是故事中的道理，也许有值得借鉴之处，特别是我在做每一个重大决定时的那些理由。

我第一次搬家，准确地说，离家，是1978年10月5日，那一天，我离开成都的老家去东北读书，那年，我二十一岁，考得四川省英语口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带了两个大行李口袋，一袋吃的，一袋用的，北上长春。

　　　　那一天，别提我心里脸上有多高兴，尽管在成都火车站与家人朋友挥手告别时，在汽笛声中，我淌下许多眼泪。

　　　　那人生的最初二十一年，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和少年的梦想？有多少缺少理解和呵护的日子？有多少痴情友情和无人知晓的心中秘密，自消自散在树荫下和河滩上，顺着锦江河水，无声无息地流去？

　　　　上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首先，在学校里，所有的同学都没有父母在身边，这样我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靠自己的努力，被学校、老师和同学重视。在吉林大学校园，我第一次感到与他人平等。在此之前的1977年，我也参加了高考，但因为“政审”的原因——我的养父生父都有“政治问题”，我的养父大舅父曾担任过国民党成都市参议员，解放后一直背着历史反革命、“文革”时又背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我没能被录取。（我和我家人的故事，已在我的自传体小说《中国:我心脏跳动的地方》里描述过。作家出版社，2000年。）当我在上大学的第一个晚上，用全部真情写下上大学的第一篇文字《感谢邓小平》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上了大学，然后读研究生，然后出国读博士，然后有一份高薪的华尔街工作，并且与我高中时一见钟情的丈夫成为比翼鸟，连理枝。

　　　　一岁时我便失去母亲，然而我的生命之路却应了美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上帝关注着我们每一个人（God is watching us）。”在我，则是“没娘的孩子天照应”。上大学是我在冥冥中受到的第一次惠顾，是我生命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机，它让我甩掉过去的一切不幸，将心酸永远留给了昨天。昨天，我哭过，但今天我再也不哭了。在我以后二十年的奋斗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生惟一不能选择的，是自己出生的家庭；然而，我们一生的光阴，却是用来改变人生、改变家人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浪费一生或成就一生，那是可以选择的。我选择了后者，而且义无返顾，说到做到。到美国后，贫穷的童年和贫穷的中国，给了我不服输的心气。在我以后在美国求学求职求生的路上,靠着我的心气，靠着我的硬骨头，靠着我的平常心态和吃苦精神，愉快地实现我一个个的梦想：文学博士，华尔街的高薪工作，幸福的家庭，全世界众多的朋友……

　　　　离开成都的老家，是我迈向自己生活目标的第一步，是我生活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我第二次搬家是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南开大学读研究生。那是1981年12月底，因为学习成绩好，大学时我跳级一年，与1977级的学生一块儿在1981年年底、1982年初毕业。当我终于装好自己七个纸箱子的书，在刺骨的寒风中排着长队，和毕业班的同学一块儿，在灰色的宿舍楼前等着长春火车站服务部的同志，办收我们的托运行李，那已是1982年的1月7号。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挑选该扔该留的东西，该运到南开的书和运回成都老家的作业本子。没想到我居然有四十多本作业本，密密麻麻地写满读书心得，读书评论，还有充满各种情调的小诗、散文和大堆没有成文的“迷惘的一代”和《荒原》的翻译稿件，我扔也不是，留也不是，一个星期，就在读这些“大学心得”中很快过去。最后，我将它们连同所有的书，英文的，中文的，马列的，古典的，现代派的，一古脑儿运回成都的家中。我到南开报到时，只带了一个手提袋，里面简单地装着我用了三年多的一本英汉字典——这本翻破了的字典，如今放在美国东部我五百平方米的家里，搁在地下室壁橱的中央，和我一路得来的奖状呆一块儿，有时，在烛光中，还能看见油腻的黑封面上我的千万个指印。

　　　　除了字典，我还带了一条长长的绿色全鸭绒围巾。这条围巾是我离开成都时，家里的亲属们凑钱买给我的上大学礼物，花了十四元。1978年的十四元，是很大一个数。那厚围巾胜过大棉袄，是我大学期间的“最爱”。每个冬天的星期六，在学校浴池洗完澡，用大围巾裹上我湿湿的头发，我的长发就不会在去宿舍或教室的路上，结上冰，冻成绳。人们不知，那围巾曾救过我的脑袋。我最初不知东北寒冷的厉害，每当从宿舍望出去，东北的冬天，天空总是那样的蓝，那样的阳光灿烂，耀得我眼也睁不开。加之宿舍暖气烧得像夏天，于是出门时，总是忘记多穿衣服和戴围巾。衣服穿少了，没关系，两分钟就跑进教室；但没戴围巾，可是要了我的命，我最初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的前额头痛得要裂开，在床上打滚，同学用我的大毛围巾裹住我的头和脖颈，将我送到校医室时，头就不痛了。可刚把围巾取下，头就开始痛。我方才明白：我的头脸，也需要“穿衣保暖”。我的第二次搬家，把大学留给过去，把知识留在脑里，把温情留在心里和手提袋里，然后轻松地去“学海撑船”。

　　　　飞美国之前，我又得搬家。但在1984年12月30日那天，我的视线中暂时是没有美国的。我的志向是中国的文学批评。因我决意要在北京大学度过我1985年的第一天，开始我新的生活，所以尽管12月30日那天，北风呼啸，雪花大如鹅毛，我是决心不改，一早在学校人事处王老师的帮助下，找到一辆半旧三轮货车，去到天津火车东站货运站，把二十多个纸箱子送上火车。我的研究生导师李宜燮教授和他夫人在南开大学校门口，碰见从火车站回来冻得口鼻发青的我，将我带回他们家。李师母替我熬了一大碗姜汤，让我趁热喝。师母原本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因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李教授从北大调到南开，师母也就随着先生去了天津，虽然不再做医生，但待人的热情和体贴，仍如医生一般（先生和师母已在1993年、1994年相继过世）。幸好那碗热腾腾的姜汤，我没有被寒气击倒。想起当年在火车东站，又说好话，又求人，又动手搬箱，天不怕地不怕地将二十多个大纸箱子快速地过秤，怕人不接我的货，因为过了今天，就要等上三天，我当时汗也累出来急出来了，一个箱子没抓紧，掉地上砸了我的脚，我也顾不上痛。等送完箱子晚上回家脱鞋一看，大脚趾全红肿脱皮不说，那血流得我满脚趾头都是，又全干掉了！

　　　　我第四次搬家是从中国搬到美国，这可是一次远行。从南开搬到北大的二十多个纸箱子，有一半多还堆在我的单人床下，没开过封。把它们托运回成都，那是肯定的，但这么多箱子托运回成都，成都的家有地方装吗？我的大表哥自杀后，他的书本，已经装满了我的养父（我称大舅父）的柜子；我几年前从吉林大学寄回去的几个箱子，将大舅父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我看着一屋子的箱子、盒子，头也大了，眼也直了。我终于做出决定：烧三分之一，卖三分之一，寄回成都三分之一。

　　　　搬家的那天是1985年7月23日。7月22日学生考完试，23日学校放假，同时毕业生也毕业，我将于26日去美国，时间很紧。我一共教了数理化三个班。三个班的一大群学生，一早就来帮我搬家。一部分同学将我整理出来去卖的书本子和去烧的东西，全拉到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废品回收处；另一部分同学，则帮我将七八个纸箱子装到学校借来的一辆小货轮上，代我送去北京火车站来学校的代办处。人多，家一会儿就搬完了，然后我们坐在搬空了的红二楼靠水池的我那间原本十分温馨的小屋里，吃学生带来的小西瓜。学生十分舍我不得，相处一学期，我教了他们不少英文，读的，说的，唱的。我们在北大办的“英语俱乐部”，每周六晚上，我请上勺园的外国留学生，给来俱乐部的学生轮番讲英语故事，读英语诗，弹吉他，然后自由对话。两个小时的活动最后变成五个小时，从最初的三十多人到后来二百多人，黑压压地站满、坐满学三食堂——英语俱乐部的所在地。那天，我和我的学生唱了很多歌，最后一首歌是大家唱的：《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乡村之路，带我回家）》，那是美国当年最流行的歌手丹佛的成名歌。他的这首歌，使他的家乡西佛吉尼亚，从世界版图上跃出，为世人瞩目。

　　　　我第五次搬家，是1992年从美国的圣路易市搬到东部的波士顿，那是博士学业完成后，去波士顿与丈夫团聚。丈夫最初也在华盛顿大学念书，后到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然后在波士顿128高科技圈洲际公路旁的波士顿电脑公司工作，我于是北上，带着一大卡车书和家具——这些家具要么是朋友给的，或是从旧货店买的，或是拾荒来的，在波士顿求职安家。(其实，从1985年到1992年这七年在华盛顿大学求学和教书期间，我常往来于圣路易市和波士顿两地，我对波士顿并不陌生。)波士顿才是第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女儿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妇产科医院出生，丈夫在波士顿，我在波士顿找到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工作。这份工作是我翻了一周的报纸，手指也翻黑了，而且还经过了七次面试才得到的。我没有商学院学位，没有银行工作经验，没有香港客户源，更不是哪位世界级富豪的女儿，舒利文（Sullivan）这家美国金融企业与华尔街人力资源咨询公司，能在美国经济的冰点期——1992年，在拒绝了一百多名面试者后最终决定雇用我，现在想来，也还是奇迹。我在这家公司一干就是十年，直到今年夏天，因我那曼哈顿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79楼层的办公室随9·11大楼被撞而消失，我再无法面对那一片心痛。后在银行客户的鼓励下,我终于决定在新泽西州创立自己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为中美跨国银行提供“重量级”的将才服务。

　　　　如果不是因为1995年我在华尔街繁忙的工作，和每周、有时每天乘“班机”从波士顿低空飞行四十五分钟去纽约上班，而吵着要搬到纽约去开拓公司在华尔街的业务，我和丈夫也许就会相对永远地呆在波士顿了，丈夫也许就会在波士顿电脑公司渡过一生，而不会进入华尔街从事风险控制的工作。但是，喜欢往前走的我，迫使他也改变了生活旅程。

　　　　从波士顿到纽约的这次搬家，是第一次“带家具搬迁”。丈夫在离开波士顿的那个感恩节早上，把我们的家具由搬家公司搬到纽约，然后将我们两千英尺的复合式两层楼公寓，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房子的钥匙交给楼下的曼莉伦——我们女儿小时，她替我们照看女儿。我们搬走后，就把房子比市价低百分之三十租给了她。

　　　　五年后的2001年夏天，曼莉伦终于存下足够的钱，买了自己的房，于是我们把在美国我们所拥有的第一个房子卖掉。但我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把卖房子赚到的十万美元，立即买进了风险最大、回报看来应该最高的高科技股。我们当时想，股票市场从2000年4月中旬的5000点跌到2001年6月的2600点，还会继续跌吗？可是，到2002年12月，股市已一路跌到1400点。人算不如天算，这十万美元的高科技股票，像思科（Cisco），Sun，郎训（Lucent），今天只值一万八千元。

　　　　不过，不该我们得的，就不该我们得，股票市场是再不敢去了。为了将来的回报，输去今天的稳定，太不应该。

　　　　但我们仍然很爱纽约——这是一个对全世界敞开胸怀的城市。由于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赋予我们的一切生机，我终于没能在1999年离开美国回北大任教，再次放弃了北大校园和校园里百年老树旁那绕房而飞的灰喜鹊，这也许将是我一生的遗憾？但我已“身不由己”，有家的人，得考虑家的利益。一位我尊敬的老者劝我说，过日子也不用过得太满，留点遗憾也没有什么不好。再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在2000年为我出版了博士毕业论文《红楼梦：爱的寓言》——有两年，我天天从睡眠中抽出时间来，将这非常复杂的英文论文翻译成中文，这篇论文的出版，减轻了我心上不能返回校园的歉然。

　　　　最后一次搬家，也是第七次搬家，是从曼哈顿搬到新泽西州。这次搬家与以往搬家的根本不同，是从城里搬到了城郊，先从公寓搬到公寓，爱上新州后，又卖掉公寓，搬进一个独立砖房。这砖房很大，有五百平方米，两个车库和半英亩地的花园和树林。我们一家三口，是怎么也用不完这些地方的了。朋友都说,新泽西的家是我和丈夫永远的家了，不要再搬，尽管地税很重，每年要付出一万三千美元，但朋友都说在这世界上，还只有在美国这地大相应人还不太多的地方，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而不用付资千万。我想，他们是对的。现在，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创作室”，或用我的朋友、北大出版社张副总编的话来讲，我有了一个“会馆”。他在2002年夏天因出版事宜，从北京来过我家，他希望我不仅仅是在世界的各大机场候机室——我以前的作品，全是出差时候在机场逗留时写成——而且能在自己的家里，在这“会馆”里，喝着清茶，写出百万字的好书。我答应他，同时也答应中国出版界对我抱有极大期望的朋友们：凡是针对今天中国与西方接轨的有可读性的作品，能帮助中国人更深一层地了解外国，外国人能少带偏见地去真正了解中国的书，凡是能打动我心的书，我都愿写，边写边工作，让生活充实，让情感更新，让我的笔将那精彩的人生和丰富的职场经验，带给更多的朋友，带给那些求职途中困惑的青年或职场上功成名就的壮士……

　　　　然而，更多的读者更想了解我在美国十七年的特殊经历：怎样在赴美留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后，转到外国人在九十年代很难进入的华尔街“禁地”，从事金融界人力资源与企业管理咨询方面的服务，对华尔街的顶级人才进行评估，协助跨国银行建设领导队伍，为客户在全球范围内搜索提供高水准的人才与领袖。我的这个转变是这样地彻底与成功，成为人们感兴趣的焦点。毕竟在留学热、海归热、中国加入WTO后的这些与世界接轨的时刻，中国的资本市场、各大企业与银行都争先恐后地招纳人才的时刻，我改行的经历，颇有借鉴之处，既能帮助对资本市场的了解，也能鼓励许多大学毕业生对自己重新定位。这促使我几经思考，多方听取意见，终于写成此书。

　　　　我曾经为求职者总结过衡量自己能力的一个标准，即：EEEFT：

　　　　E：Education，教育。求职者所受的教育对求职很重要，专业对口最好。

　　　　E：Experience，经验。过去的工作经验与当前雇主的要求相符还是相去甚远，决定此次求职能否“马到成功”。

　　　　E：Energy，精力。精力充沛与否，是雇主判断应聘者对工作有无热情、是“主动的雇员”（active）还是“被动的雇员”(passive)的标准。雇主相当重视第三个E。

　　　　L：Leadership，领袖气质。它决定求职者在工作中是挑大梁还是仅限于完成自己的任务。领袖气质往往与个人性格紧密相联，如果是性格保守，或是思想型的人，又想当管理者，他将面临性格和职场两方面的挑战。要对自己有正确的评价，否则“贪多咽不下”。

　　　　T：Team Spirit，团队精神。要了解将去的这家公司，它的企业文化是什么？自己能否适应？记住你要找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个让自己的知识得以体现、梦想得以实现的“操作平台”，更像一个家，这个家由与你性格、知识也许相似也许互补的人构成，需要彼此能够求大同存小异。这是一个判断问题，也是一个感觉问题，如果应聘者和雇主双方的感觉都不好，那就不该在一起工作。

　　　　在所学专业与市场需求大相径庭的今天，许多人在求职和工作的过程中面临着种种困惑。的确，教育背景在求职过程中是位于首位的，但与人生欲望（Desire）相比，它又居于从属地位。一方面，知识需要不断地积累，另一方面，知识是可以转换的：所学不同，但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却往往一致，那就是严密性、逻辑性、科学性。这一点，在资本运作与投资银行里体现得最充分。我写的九个案例，几乎每个人都可说是“学非所用”：詹姆士的专业是工程，可当上外汇交易员；K.C毕业于商学院，却做上私人银行家；大卫是学航空航天的，却成了国债交易的大手笔；爱丽丝是学数理工程的，但却成为南海有名的高级理财能手；雷蒙是学财会的可成为大中国区著名的股票分析家。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尼可拉斯是“龙头债券”的“杀手”，可专业背景是莎士比亚；我的另一朋友丹尼斯，学的是国际政治，工作却是投资银行，一位著名的融资能手。一位身居高位的客户对我讲：四年的大学，不能保证四十年的职场生涯。因为职场在不断地变化，知识在不断地更新，人的欲望在不断地修正。资本市场，既要求知识的专业化，又需要知识的全面化，如具有数理化、电脑、工程、航空航天学位的“火箭科学家”来设计金融产品、风险模式、投资模型，还需要对人性有深刻认识的文学家、心理学家做产品推销、市场开发、客户引进等。这里的关键词其实不是“知识”，而是“欲望”——你真正想干什么。它决定了人们的求职方向和成功机率。

　　　　非常希望这本书对所有有着强烈生活欲望的朋友有用，对即将离开大学校门的年轻朋友，对不甘平庸、渴望事业发达的朋友，对与我所写的领域（人力资源和资本市场）学业、职业相关的朋友，有精神上的启发和实际的借鉴作用。

　　　　这里，我必须感谢与我朝夕相处多年的美国同事，特别是我的一大一小两个老板。尽管我们曾经争吵不断，但没有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我不能在“办公室政治”集中的华尔街，在美国的主流社会“长大成人”。

　　　　同时，我更感谢东南亚的朋友们。你们在东南亚华尔街职场“变中求进”的进取精神，一直鼓励着我，让我走在纽约街头的华尔街时，心中有底。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朋友和责任编辑林金荣女士。你的发现和鼓励，使我的处女作《中国,我心脏跳动的地方》从电脑里跳出来，带着伤心，带着感激。从此我没有中断写作，无论是在机场转机的等候中，还是工作之余的点滴时间里，为报刊、杂志、出版社写文写书，将自己的所得回报社会。中文的《华尔街职场》《华尔街英语》《红睡衣》，英文的《THE HAIER WAY(海尔之路)》，以及将自己的博士论文《红楼梦：爱的寓言》从英文翻译成中文……你手中握着笔的认真模样，连同桌上的清茶，音响里传出的感动人心却无字的古琴音乐，永远留在我中国之行的记忆里，让生活、奔忙在Fast lane（快线）上的我，能伫足静思片刻，扪心自问：我真的没有浪费小林的时间？没有浪费读者的时间？

辛苦了，版主！

我觉得写在书上的东西总有点理论化，实施的时候总和理论有差别的。[em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