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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骗了自己的姑母，高佩义良心上也曾受到深深的谴责，特别是当他拉着姑母的手在老人并不知情的遗嘱上按下手印的那一刻，他感到自己的脸直发烫，眼前浮现出姑母为了他慷慨解囊的情景。有好几次，他都想把那个伪造的遗嘱一把火烧掉，但一想到那是100万人民币时，又不舍得烧了。               人们不禁要问，高佩义拿这么多钱究竟干了些什么？自从高佩义跃上主任高位后，经常出游宴乐、声色犬马。自恃位高权重的他不但让那些有求于他的经理们陪着玩，而且还学会了“泡妞”，为了讨得一些卖淫女的欢心，他挥金如土。纵情声色的他置身于“温柔乡”里忘乎所以，早已忘了早年奋斗的艰辛，忘了那位老教授的扶持之恩，忘了国家对他多年的培养。周旋于灯红酒绿之间的高佩义骨子里只剩下燃烧的私欲。1997年4月4日，高佩义因嫖娼被公安局拘留。                如今，曾经让家乡人骄傲无比的北大经济学博士给家乡带来了2.3亿元的经济损失，这个数字对一个年财政收入只有近亿元的县级市来说，是怎样的沉重负担啊！为了填补这个窟窿，许多家庭将很长时间拿不到维持生活的几百元工资，许多像他年少时一样贫困的孩子将失去资助而无法继续上学。铁窗内的高佩义对自己犯下的罪孽痛悔不已，觉得愧对父老乡亲，愧对那片曾经给了他苦难也给了他无数快乐的土地。以前，在高佩义的家乡胶州，许多做父母的都用高佩义的事迹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今，他已成了万人不齿的罪犯。               宣判当天，高佩义几次在法庭上喃喃自语：“都是那该死的钱啊！都是那该死的钱啊……”他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名话是：如果能再让他选择一次，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当农民。              （资料来源：2001年《家庭》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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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原因分析          

     导致高佩义走上经济犯罪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胶州市领导对高佩义先入为主的招聘，为他提供了实施金融犯罪的机会。1995年9月胶州市出于经济发展需要，对外引进人才，当市领导听说高佩义是家乡人，又有一段不平凡的求学经历，就有心引进他。在招聘会上，高佩义表现得既有农家子弟的纯朴与本分，又显现出知识分子的渊博学识，论起胶州市的经济发展时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于是在胶州市领导的眼里，他成了不可多得的人才。很快，他被聘为胶州市城市信用合作社主任。而当时，高佩义已经辞去公职下海经商两年多，屡战屡败，一事无成，负债累累，内心贪梦，实际表明高佩义不仅经营理财能力差，而且已经完全蜕变成不择手段捞取金钱的市侩商贩。但在招聘时，胶州市领导对高佩义过去的工作业绩和政治思想表现没有作认真考察，仅根据他的求学经历和招聘中的表现就敲定了招聘他。从而把他推上了实施金融犯罪的有利岗位。这说明胶州市领导在这次招聘选拔干部时没有严格按照党的干部选拔标准和原则办事。               二是胶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缺乏有效的内控制度。高佩义当上胶州市信用社主任一个多月后，就开始违法发放巨额贷款、收受贿赂、挪用公款。在任一年零七个月，平均每天受贿近万元，挪用公款15万元，违法发放贷款40万元，他对行贿的贷款人，有求必应，甚至不问贷款人的身份，贷款用途，就大笔一挥，几百万，几千万的贷出去。在高佩义看来，这个信用社就象是他自己的私人银行，他愿意怎样就怎样。但在胶州农村信用社，高佩义这种为所欲为的窃取公款的行为，居然能畅通无阻，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这说明信用社内部缺乏有效的自控制度，权力缺乏制衡，应该说这是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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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穷途末路 愧对乡亲           

    高佩义清醒的时候还是懂得“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的，为了掩人耳目，他曾装模作样。              高佩义从来都把自己标榜成靠自我奋斗成才的典型，在给侄儿、侄女的信中，他总自称是贫困农家子弟，自强不息奋斗到如此的地步，确实值得人们赞叹。他还常以长者的身分谆谆教导他们：我们都是穷苦子弟，一切都得靠自己。当信用社主任时，有亲戚找他要求给予照顾，他一口拒绝：“有本事自己上哪儿都会发光，没本事就是照顾了也没用。”俨然廉洁自律的长者。             因为曾经有过艰难求学经历，高佩义也曾想为那些贫困的孩 子做些什么。在刚刚出任市城市信用合作社主任时，他就提出要办“教育银行”，让那些像他小时候一样贫困的孩子能够继续上学。刚上任时，他确实也为“教育银行”投入了一部分资金，后来随着财富的骤然增加，他反而没有了当初的兴奋，哪里还有心思办什么“ 教育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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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手套白狼，这300万元被高佩义心安理得地掠入私囊。为了掩人耳目，他让威海的黄某出面，以威海某公司的名义在银行开了一个秘密账户，然后把钱转入秘密账户里。此后，高佩义又如法炮制了多次。             1996年5月台商曾某因资金问题找到高佩义，表示要转让青岛国众房地产公司以及该公司开发的国众大厦、国众山庄等项目。这都是价值上亿元的项目，一直想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高佩义知道，要是这些项目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属于自己，要不了几年，他就会成为真正的亿万富翁。他认为，到那时自己才算是真正的有“出息”，才真正不枉曾经流过血和泪。高佩义立即找来朋友曾某、张某商量并达成协议：国众公司及其两个项目由高佩义个人投资经营开发。为防以后生出事端，高佩义提出让张某担任国众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而他只充当公司的董事。但实际上，掌握着项目建设资金的高佩义完全将国众公司控制在自己手中。随后，高佩义背着胶州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其他领导成员，先后六次“自批自贷”，向国众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9000万元。这是一项无本万利的买卖，钱是国家的钱，资产却成了高佩义的个人资产。高佩义的如意算盘是：项目一完工，马上可以转租，要不了几年，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做亿万富翁了。但是，高佩义的亿万富翁梦还没来得及实现就东窗事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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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受人贿赂、拿人钱财的高佩义到了这时，已经身不由己了，只要有人上门求他贷款，哪怕明知道对方办的是虚假手续，他也不能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1996年8月29日，无业人员何国贞伪造一家公司的担保书，找到高佩义要求贷款，高佩义连审查也不进行，就先后11次批准贷给这个无业人员5000多万元至今无法收回。             1996年，高佩义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叫郎肃的人。郎肃提出用他在湖南开发的矿产项目和一些宝石做抵押，向高佩义贷款3200多万元。高佩义提出先扣息700多万元。在郎肃交来几颗所谓宝石后，高佩义当即签字让郎肃把2500多万元全部提走，而此时，他连郎 肃是哪里人、干什么工作的也没认真核实清楚。在高佩义看来，这个信用社就像是他自己的私人银行，他愿意怎样就怎样。事后他才知道，郎肃交来的担保的几颗宝石实际上只值几万元，国家的几千万元资金已无法收回。              高佩义在位一年零七个月，平均算来，他每天受贿近万元、挪用公款约15万元、违法发放贷款4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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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时高佩义及早回头，他也许会成为优秀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已充满对金钱的渴望和对奢华的追求，这让他欲罢不能。         没有揽到什么业务，公司效益一直不太好。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高佩义决定投资炒股及拍电视剧，在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先后向深圳的朋友借款200多万元。岂料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根本不懂拍电视，他投资几百万元拍成的电视剧〈〈唐诗三百首〉〉的质量根本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发行标准，前20集完全报废了。高佩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完全失去了初入商海时的自信。债台一再高筑，捉襟见肘，这个自以为在经济领域胜人一筹的“才子”第一次感到市场经济大潮里泅渡的无奈。他开始有些后悔，但想来想去，最终还是绕回到“钱”字上。他觉得当务之急就是赶紧弄钱，无论什么钱，先解燃眉之急再说。   就在高佩义心急如焚之际，上天再一次赐给了他一个大“馅饼”：1995年9月，青岛胶州市出于经济发展需要，对外引进人才，而高佩义当时兼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经济学教授，求贤若渴的胶州市领导听说高教授是家乡人，并且有那么一段不平凡的求学经历，有心引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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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胶州市领导面前，高佩义表现得既有农家子弟的纯朴与本分，又显现出知识分子的渊埔学识，论起胶州市的经济发展时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于是在胶州市领导的眼里，他成了不可多得的人才。很快，他被聘为胶州城市信用合作社主任。                遗憾的是，胶州市领导万万没有想到，高佩义已经完全蜕变成饥渴的狼，在高佩义的眼里只有一个字——钱。市场经济的大潮没有把他锻炼成弄潮儿，相反，他已由高级知识分子蜕变成不择手段的市侩商贩。         为了实现向往中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高佩义可谓不择手段。              1996年11月，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办公室主任阎某找到高佩义，要求贷款1500万元。正为缺钱而焦头烂额的高佩义欲擒故纵地对阎某说：“现在我们社里资金紧张啊。”阎某听高佩义这么一说，心都凉了：公司的工程已经上马，要是没有后续资金，前期的投入就会泡汤，公司的损失将十分惨重。看着阎某焦急的样子，高佩义笑了，压低声音说：“要不，我们负责给你们从威海那边拉些款子？”一听有门儿，阎某哪还顾得上揣摩对方到底有什么心事，连声说：“高主任，那太谢谢你了。”阎某还以为这位高主任真是难得的好人，岂料，还没高兴完，高佩义就说：“这笔资金是我们替你们引进的，因此这中间的息差还得你们负担。也就是说，你们除了负担正常的利息外，还得另付300万元的额外息差。”阎某登时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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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商海触礁 疯狂敛财              

 1992年，高佩义被分配到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任研究员，工作比较清闲，整天与枯燥乏味的数字打交道，收入不太高。这与高佩义内心强烈的要出人头地的愿望形成了极大反差，他常常羡慕那些被前呼后拥的大款、高官，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像那些人一样潇洒。              不久，一家城市信用合作社聘请高佩义为高级顾问兼副总经理。在他的精心经营下，该信用社的生意日渐红火，社里的领导自然不会亏待他。拿到厚厚一叠红包的高佩义没想到自己小试牛刀竟然获利如此多，脑子里立刻冒出了更多的想法。与市场经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高佩义对金钱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向往，联想到自己所在的机关，即使辛辛苦苦一年也不见得能挣到一个红包的钱，他决定再做一件令人刮目相看的事——辞去公职下海经商。               1993年7月，高佩义成立了一家由自己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投资咨询公司。当时，他意气风发，似乎已经看到命运之神的微笑，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他相信自己这么多年的奋斗就要结出果实了。可他万万没想到商海苦涩，自己像一只不会游泳的旱鸭子，只能在海中苦苦挣扎，而且差点被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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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时高佩义如愿以偿，考取了南开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发表了三四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而且由于成绩突出留校任教并被直接聘为讲师。               在南开大学教书期间，高佩义的工资不高，但他还是把妻女接到了天津，一家人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的小房间里。房子太小，一张双层床就占去了整个房间的一半，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生活的窘迫让高佩义再次感到沉重的压抑。他再次对自己说，必须创造条件生活得更好一些，必须成为生活的强者。他认准了求学这条路。              1989年，高佩义一鸣惊人，一举考取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博士研究生。拿到博士学位时，他已经有两部专著问世，并且已在国外非常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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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南开大学就读的那段日子，是高佩义过得最艰难可也是最充实的日子。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常常学习到深夜。有时寝室熄灯了，他就躲到厕所里继续学习，有一次又困又乏的他竟在厕所里睡着了。本来只有初中毕业水平，一下子就念大学课程，对他这已过而立之年的人来说确实太难了。他几乎成了一架学习机器，没有星期天，也没有休闲的时间。渐渐地，高佩义的专业课成绩都赶了上来，甚至超过了班里的其他同学。最让他苦恼的是外语，他必须从零开始。入学之初，高佩义就给自己定下了高目标——毕业时考上研究生，而考研究生就必须考外语，他无法绕过这块硬骨头，只好一点一点地啃。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对自己失去信心，恨不能收拾行李回家乡，可一想到家里那两间破旧的房子，想到曾经遭遇的那一双双不悄的眼睛，他就咬着牙坚持下来了。当时，别的同学的生活费都由国家发给，而他靠自己，他不富裕，吃饭的时候常常一个人躲到一边吃最便宜的饭菜。这四年的时光经历了多少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流过多少泪、洒过多少汗，只有他自己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