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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规矩2 我在工作最初的三个月，一直与汤姆合作，我们完成了两个项目，这两个客户与两个应聘者虽然都是我找到的，可他们都曾与汤姆聊过大天而没聊到“正事”上。但因为他们对汤姆的印象好，使他们对我的印象也好——一旦得知我是舒利文公司的，他们都向我问起“那老头”。

　　　　我和汤姆搭档的时候，我也与组里其他成员搭档，向他们学习不同的工作方法，力争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我和米切尔的合作最多，曾经最多一次我们有二十二名选拔人在高圣全球进行面试，但后来终因高圣门槛太高，米切尔不够耐心，我又经验不足，没能成功地完成一个项目。但高圣的众多雇员以后却因此成了我的朋友，当我羽毛丰满能独立完成项目时，这家头号跨国投资银行，就成为我最好的客户，哪怕是2003年的今天，股市如此下滑，公司需要高手时，他们不少经理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我！

　　　　由于工作的性质，华尔街每一个具有特殊才干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相互竞争的对象，其结果是谁拥有最优秀的人才与客户，谁就拥有最大的潜在收入。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办公室每天不充满火药味，倒是一件怪事。我那时还没把这些问题看清楚。首先，我还在试用期间，我的职称是“研究助手”(researcher)，我没有资格分红。但是如果我能“协助”一位资深咨询者(executive recruiter)完成一个项目，资深咨询者可以“酌情处理”，视我的贡献而“自由决定”是否给一点“物质鼓励”。哪怕我得不到金钱鼓励，但我的能力会被公司考虑，从而缩短我的培训期，这样我就可以独立完成项目，收入就会源源不断。

　　　　我拼命地学习和工作。我每天用两个小时从美国各大报纸和财经刊物上，剪下在美国政界和金融界有影响的人物和所有我认为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被不断地告知，今天的全球战争已经改变了方式：今天的经济战争是人才战争。我将这些信息分门别类地粘贴起来，建立小档案，一边丰富自己对美国的另类知识，一方面培养对信息的灵敏。我一心想能在一年内，而不是公司规定的两年内，就能独立办事。我太急了，虽然我可以为工作发疯发狂，但那还不够，我还得跌跤。跌一次，才能往前冲刺一次。我后来发现，跌跤是学会职场道理和办公室行为的最佳方式，吃一堑长一智，为自己设置一套牢固的防护系统，才能不在华尔街的办公室政治面前败下阵来。我真的感谢自己能一路跌来，特别是因我“好大喜功”而跌的第一跤。如果一个人想将天下之功都归于己的话，一定“吃不了兜着走”，要坏事的。

　　　　那是我上班后的第六个星期，一天，我在为亚洲市场寻找一位资深外汇交易员时，偶然与李曼兄弟龙头债券的后起之秀哈利森通上电话，他的英文十分动听，一口标准的伦敦腔，我告诉他我小时候学英文听灵格风，就是因为这伦敦腔让我着迷英语和英语世界的。这是真的。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对我印象十分好，聊了好几分钟后，他告诉我他们也正在找人，他的老板戴维森是澳洲人，特别诚恳，只要我如此真诚地向他讲明我们公司的长项，我们工作的方式与能力，就能获得他的信任并得到这个项目。

　　　　“我们正为找不到合适的人犯愁，香港当地的猎头公司，猎到的人跟他们一样：无敬业与责任心。”他让我等五分钟打电话过去，他先给他的老板通通气。

　　　　五分钟后，我心跳着将电话摇通。果然,他的老板戴维森接的电话，他简单地问了一下我的背景与公司，便直言道：“我们没见过面,照理，我不应该让你做这个项目，但我交易员的直觉认为你也许能找到我要的人。作为交易员，我的话就是合同。你如果两个星期完不成这个项目，那就拉倒，不要继续干下去。”于是他把工作的要求一一告诉我，我也一一记下。

　　　　我放下电话，心跳不止，这是我在香港市场，不，是整个全球市场获得的第一个客户。想想，我才工作六个星期呢！尽管没有合同，我相信这是一个真的项目，而且该项目完成后，我多少会得到一点佣金吧？我的脑子非常简单：为公司创了汇，我就应该有报酬，有多少，我不在意，公司会决定，也许是全额的10％，15％，25％，35％？最高就是35％了。

　　　　一般而言，要完成这样一个项目，我们需要十四个步骤：

　　　　一、签约（Contract）；

　　　　二、小组讨论（Group Discussion）；

　　　　三、公司人力资料库搜寻（Dada base search）；

　　　　四、相互推荐（Referral）；

　　　　五、交叉对比（Screening）；

　　　　六、预备应聘者（Prep the Candidate）；

　　　　七、面试阶段（Interview）；

　　　　八、薪水协调阶段（Negotiation）；

　　　　九、聘书准备（Offer Preparation）；

　　　　十、受聘与反聘（Counter－Offer）；

　　　　十一、帮助应聘者辞职（Resigning）；

　　　　十二、上班第一天（Day One）；

　　　　十三、熟悉环境（Settling Down）；

　　　　十四、费用支付（Payment to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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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面试5 不知为什么，我当时的直觉就告诉我，米切尔和斯蒂汶这两人可能勾心斗角，一个和亚洲打过那么深交道的美国人，还在亚洲住过，一定不像道地的美国人那么容易对付吧？我觉得道地的美国人总是比其他国家的人少那么一个心眼。以后公司发生的“办公室政治”证明我的感觉是对的。

　　　　第二天，米切尔秘书电话通知我又去公司。“这是你的第五次面试，”她在电话上对我讲，“你的目的地越来越近了，不要灰心。”

　　　　我到公司后，她给了我一份“公司目标”，说是米切尔让我读的。“他等会儿就要来考你，赶快看。”

　　　　我立刻看起来，这是一份最标准的人力资源/人才猎头公司的公司简介和目标：

　　　　

　　　　公司简介：通过全球范围索求人才，促进金融全球化

　　　　舒利文是一家独立的有限公司，总部设于波士顿，是美国著名的管理人才搜索和企业领导咨询服务提供商，为各行业、特别是高科技与金融业提供人力资源的服务。其宗旨是通过世界范围内的人才招聘，促进金融全球化。本公司通过其波士顿总部和设在全国的八个分支机构（包括设在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的纽约分公司），为不断发展的全球资本市场提供高级专业人才，特别是在债券销售、外汇交易、银行财务及高科技信息技术人才的搜寻服务。

　　　　舒利文目前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从事人才搜寻，公司利用其在各市场的庞大网络，为客户提供顶级营销人才、交易员、金融IT复合人才及财务人才。公司擅长于帮助其客户扩展业务能力及信息技术覆盖面，公司拥有一批敬业、高效的人力资源资深招聘专家，在金融人才招聘行业地位巩固，在纽约、芝加哥、伦敦、法兰克福、香港、新加坡和东京均有辉煌的业务纪录。

　　　　公司的金融部门启用经验丰富、富有实干精神的专业人员，其成员有的曾在华尔街顶级公司从事过推销、交易和信息技术工作，有的成员具有公司财务工作经验和研究才能，这对于创建一个高效、成熟、团结的团体至关重要。公司的另一优势是拥有丰富的行业知识，具有丰富的集团招聘经验。我们相信，这样的市场知识和坚定的职业道德，对于当今全球市场的工作至关重要，并使舒利文公司与其他大大小小的招聘公司相比时，与众不同。

　　　　舒利文公司专业人才招聘方法：

　　　　舒利文招聘专业人员采用直接、团组式招聘方法，为我们的客户和应聘者提供最高水准的职业服务。访寻工作做到绝对机密，严格为客户和应聘者保密。舒利文公司对市场情况了解透彻，其招聘人员决不将其访寻范围局限在少量应聘者之中，而是将目标投向整个具有潜力的应聘者人才库，经过缜密的比较和筛选，选出最有资格的人才。我们的座右铭是：决不浪费我们的客户及任何人的时间。对应聘者的资格确认过程已在客户提出要求之前进行，故能确保履行我们对客户和应聘者的承诺。

　　　　过去三个月完成的人才推荐范例：

　　　　纽约，高级外汇交易员。招聘单位：北美商业银行，专门从事各类挂牌资产和产品的交易。

　　　　纽约，拉美衍生证券交易主任。招聘单位：某顶级美国投资公司。

　　　　纽约，股票衍生市场场外交易商。招聘单位：某美国顶级投资公司。

　　　　芝加哥，定量分析研究所长。招聘单位：某国际衍生品专卖公司。

　　　　香港，高级基金管理人。招聘单位：某美国顶级投资公司。

　　　　如贵方有意，请与我直接联系。文件下面签署米切尔的大名。

　　　　我等了整整一个下午,米切尔没来，但我却见到无意中推门进来的好几位要用会议室的雇员，其中一个当两小时后又推门进来见我还坐在那里看天花板时，不禁深表同情地说：“全球组的门槛真是太高了！别人的时间不是时间？”

　　　　又到下班时间了，正在我焦急地坐立不安时,秘书又来了,说是米切尔突然有客户从南美来，太忙，没顾得上面试我，请我原谅。但他另外安排了两位雇员“面视”我，就是她身后西装笔挺的比尔与长得很英俊个子高高的日本人大和。两人看来关系很好，用日语说说笑笑地走进会议室，很随便地在我对面并排坐下，翻开记事本。客气一番后，他们告诉我因为是做日本市场，他们上夜班，我可以与他们先吃晚饭，边吃边聊，吃完饭后，看他们怎么工作。“随您的意。”比尔说。

　　　　我哪有心思吃晚饭？我针对手中的公司简介，问了他俩好几个有关工作道德方面的问题，他们的回答跟罗兰一个样，接着比尔开始问我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从债券、股票、外汇、金融机构到银行的区分。他问得这样细，甚至问到1792年梧桐树下二十四位股票交易员签定的第一个纽约证券交易条约（Buttonwood Agreement）以及美国前十大银行的名字、业务、相同处与不同处和各自的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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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面试6 我有一个优点：好学。好学是转行成功的关键。在过去的两天中，我已老老实实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把能找到的关于投资银行、商行和华尔街历史的资料，读了好几本，并且还像当年学英语一样，把这些公司名、产品名记在小本子上，然后“死记硬背”。我当时确实不懂这些专业词汇，也对它们没有兴趣，但由于求职心切，只好死记硬背。（这些关于华尔街的知识，如今全被我用进了由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华尔街英语：走进华尔街》，2002年。）我直言告诉比尔我的知识全是这两天从书上看来的，其实不懂，兴趣也不是很浓，很多字也不认识，比如，什么是金融派生物？

　　　　“你以后会对这些词汇产生兴趣的，不用急，工作一段时间后，它们就会成为你的朋友，告诉你很多做人的道理，让你大输，也会让你大赢。”比尔十分轻松友好地说。也许是感到无法再问我专业知识，他转了话题，开始给我讲他转行的经历，怎样从在日本销售美国汽车到他为什么要回美国，因为他爱上了一个美国姑娘，而这姑娘想立即结婚，但比尔的积蓄不够。“我得加快挣钱的速度，这个工作看起来潜力最大。”最后这一句话他用日语对大和说，两人笑了，我也笑了。我在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研究生院，前后学了一年半的日语，能听懂一些。好了，面试于是用英文和日语同时并进，比尔连比带画不停地讲了半个多小时。

　　　　哦，他真爱说话，而且说得振振有词、头头是道。但我听不进去！

　　　　和他相反，日本人大和几乎没说什么话。以后我们一块上夜班时，大和也不怎么说话，而且很少说英语，但他十分敬业，下大雪也从不提前一分钟离开办公室，急得公司警卫和他跳脚。

　　　　一个小时后，我又心里七上八下地回家。

　　　　第二天一早,秘书又给我打电话来，通知我还需要面见三位雇员，但因那三人还在国外休假，整个面试要推迟到下周才能继续进行。

　　　　“米切尔今天不能见我吗？”我差点在电话上尖叫起来，我已经见了五个人，包括大老板，六个，去了公司四次，白等了两个下午。这不就是华尔街的一个人力资源/企业咨询/猎头公司吗？我不来了!但我用手捂住了口，控制了自己。如果这些哈佛毕业的、李曼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公司退下来的人都到这家公司来，一定有其原因。从我见到的四个人来看，他们都是上得了大场面的人，和我以前在学校和生活中见到的美国人不一样，他们更像好莱坞电影里走出来、头上时隐时现有着光环的人物，而且他们说话的声音，都那么好听！他们讲话也那么爽直，那么不绕圈子，不像我以前在美国大学的经历：教授说话，要么客气得让你不知所云，要么客气得让你梗在心里。后来我发现，这是典型的企业特征：语言的不同使用，表现着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我后来不仅要在谴词造句上改变自己，更要在性格上改变自己，我再也不能像当学生或在学校时那样，有什么想法，只须在心里推敲，然后自圆其说就成；现在，我要眼睛往市场看，往客户看，要“投其所好”，说话要直言，两分钟内把自己陈述清楚，不能绕圈子，不能将一句话拉成十句说。

　　　　“他今天飞南美了，下周三才回来。”

　　　　我绝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我挂掉电话后对自己说。来美国的这几年，我每年夏天都去餐馆打工，中餐西餐都打过，还当过一家美国高档中餐馆连锁店的市场营销经理。我握着拳头想了一阵，打定主意去剑桥区的谢丽登酒店当市场营销经理。我刚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的征聘栏里，发现这一个空缺。从我家到谢丽登酒店，步行只需十五分钟，我穿上同一套米黄色西装，去了。一个小时后，我得到了那份工作，在人力资源部填完表后，我答应第二天就可以上班，前任市场营销经理留下一大堆活，急需人干。

　　　　我在谢丽登酒店上班的第五天才收到米切尔秘书在我电话上的留言，通知我两天后的星期五去公司“继续面试”。我没有回电话。

　　　　星期四早上我还没来得及出门，电话就响了。我抓起电话，是一个男子的声音，清楚，又不可抗拒，我想这种霸道的口气只可能来自一个人：米切尔。果然是他！

　　　　“We’d like you to come today.（我们要你今天来。）”他不容分说，“今天是最后一次面试，我们一共安排了三个小时，七位雇员面试你，这也给你一个机会面试我们。我相信你对公司已经十分了解，对我们的几位资深同事也有了十分清楚的印象。”

　　　　告诉不告诉他我已有了一份工作？

　　　　“尽管我没直接跟你交谈过，但从旁边看，你是一个好材料：你能接受冷谈；你能反守为攻；而且还能给自己找退路。我与面试了你的那几位同事和大老板商量后，我们有诚意聘你。把你的饭店工作辞了——你不是来美国干酒店的，那是没有尽头的路：你八十岁也退不了休，就像我父亲!”

　　　　我大惊：他怎么知道我在谢丽登找到了工作？

　　　　在公司上班后我才知道，米切尔就住在酒店。他的人生哲学是：花钱越多，挣钱越多，如果不花，那就不挣。

　　　　“记住：你今后对你客户的了解，就要像我对你的了解一样透彻。对人才的评估，需要天生的直觉和后天的训练。”

　　　　我辞去了酒店的职务。

　　　　一个星期后，我穿上了我的第一套用一百八十美元从高档时装店买来的深色西装套裙，配着银色的胸针，上班了。

　　　　上班一星期后，我从旁知道米切尔和大老板的西装都要上千美元才能买到。当我开始和华尔街的聪明脑子打交道时，我知道尽管他们的企业文化是“低调”，不能“显赫”和“摆阔”，手里拎着半旧的黑皮公文包，但身上的西装可都是高档名牌，胸是胸，肩是肩，领口是领口，袖口是袖口的，而且配套领带的重要胜过女用丝巾的装饰，有的艳丽，有的庄重，有的成熟。如果你爱成功男士，送他一套昂贵西装和配套领带吧！

　　　　在华尔街，人是衣服马是鞍。买得起马，还要配得起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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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灰姑娘1

尽管我在舒利文企业管理与人才咨询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但这并不能保证我就能保住自己的工作，或者说我能干好这份工作。这只是求职求生的开始，困难还在后面。首先，我不懂专业，也不懂专业术语，而且我和同事之间没有任何认同感——我和公司的人不是一类人。我们不同的中美文化背景暂时不提，就打我到美国后，我一直都在学校呆着，而我的同事，大都是久经华尔街沙场的老手，他们和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价值观念这些大问题我们也暂时不去考虑，最先要考虑的是语言。

在新移民中，人们爱说的一句话是：有多少语言办多少事。如果不懂语言，那就只好去干不需要语言的事，很多新移民于是只好去干苦力，等语言上去后，再慢慢改变工作环境和社会地位。我的问题可有些特别：我的英文在美国文学院修炼了七年，说得从句套从句，谁也没有耐心听！公司同事们的遣词造句跟我完全不同，更不要说谈话内容了。我爱用学院派英语，用大字，难字，长句子，且一个句子主、谓、宾、定、状清清楚楚，可往往不等我把话说完，就遭人“好意”地打断，因为我说话太绕，是念博士时被学校给“硬”培养出来的，是“有教养的、语法正确的英语”。被人打断好几次后，我就感到憋得慌，感到孤独。

　　　　还有，同事们讲的笑话，我也大多听不懂，余下的，又太“低级”。有些笑话，我觉得简直不好笑，可他们哈哈大笑。想想：别人都在开怀大笑，你只是脸皮在动，那滋味好受？他们讲的人和事，我更不知道：州与州之间的恩恩怨怨我闹不清楚，我也不懂棒球，也不懂手球，更不懂美国的政治，共和党，民主党，他们关我什么事啊？我常在心里嘀咕我干吗到这家公司来了？可我的好胜心又偏要让我的美国同事们接纳我，我也要接纳他们，这真是谈何容易！说话和平时生活中看来最无关紧要的事，真正地是我上班后最难应对的事，使我伤了好一阵子脑筋！

　　　　要变成同事中的一员，还得在钱这个概念上修正自己。美国人喜欢今天用掉明天的钱，而中国人则喜欢今天为明天省钱。一个外国人，在国外亲人全无，如果平时不省一笔钱下来备生活中的不测，那是绝对不可以的。由于曾经在中国人开的股票交易中丢过钱，我真的怕没钱的日子重演，因此，我很俭省，不该用钱的时候，绝对不用。好了，我身边的同事，不少人有的是钱，他们是挣了钱后，才来这家公司工作的，而我是没钱，来这里挣钱的。我的薪水在六个月的试用期间少得可怜，真的是“食品钱”（grocery money），和在麦当劳打工差不多，只够我的饮食。我的同事去公司餐厅，中午一顿饭十美元，根本不在乎，仿佛公司餐厅是他们家的厨房，而我还是带着从学校出来的习惯：自己带前一天剩下的饭到公司。那时，我们一家三口每天的饮食也不超过十美元，于是我常找借口不跟同事出去吃午饭，等他们走后，自己就在桌边很快地吃完。这样做有时真让我感到难为情，其实后来我明白了一点，如果我直言告诉大家：我们家现在没钱，请原谅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出去吃午饭，谁也不会介意的。美国人根本不在乎你在哪儿吃饭，他们并不会因为你舍不得花钱到公司餐厅或外面的餐馆去吃午饭，就看不起你，你的生活方式是你个人的选择，许多美国人并不势利，也不干涉别人。但我的虚荣心却让我在工作的最初几个星期吃了不少苦头，还让我胃痛。生活是老师。慢慢地，我发现很多同事都喜欢吃我做的饺子，而且罗兰还端着碗喝那又红又辣又甜的佐料，他们轮流请我出去吃午餐，以此和我交换我的红油饺子。

　　　　没钱吧，我还多心。我认为他们不少人因为有钱或因为从小生活方式优越的习惯，说话时都很“冲”。从学校轻言轻语出来的我，特别不能习惯别人说话的这种态度，后来工作久了我才明白，这是工作性质所致，是职业病。因为要说服客户和应聘者，声音就得“硬”，才具有说服力。但我当时怎么知道？我太敏感，我没有办法不敏感。我是一个女子，这个公司是男子的世界；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少数族裔，而这里是美国白人的天下，黑人是门卫，黄种人是送外卖的；我讲英语，不管讲得多么流利，还是能听出来我是一个外国人，有外国口音。

　　　　唉，我太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和评论，包括我的头发式样，指甲颜色，口红质地，这一切小事我都不能放心自己！我完全没有自信，老是感觉灰头灰脑的。其实，自己对自己客观真实的评价才应该是最重要的，这种评价才会给人真正的自信。当时，我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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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灰姑娘2 尽管大老板在电话上和我谈过一次后就决定雇用我，但其他面试我的十来名公司成员，虽然认为我谈吐优秀，相貌姣好，可以相处，但因为我没有专业知识，也谈不上有任何业务上的成功案例，雇不雇我不影响公司业务，无关他们的痛痒，他们因此对我很客气；另有几位专业知识强、在各大银行供过职的股票经纪人、资深投资咨询顾问、交易场上的交易员，特别是公司“全球金融人力资源与管理咨询部”的团队领导米切尔，从心里认为雇用一个不懂专业的外国人，还要从头培养她，不是他们愿意做的事。但由于要开辟新的市场，又不得不培养一些新人，就这样，我们被绑在了一起，难为他们，也难为我。（用米切尔的话来讲：雇佣一个不懂专业的雇员，等于给自己埋了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既伤自己，也伤他人。如果这个不懂专业的雇员，还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女人，好了，天下还有太平的时候？那是以后的故事了。目前最重要的是：我要变成他们中的一员。没过多久，我和大家就相处和睦了。但是，我和我的直接上司米切尔，就是合不来。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介意的人是米切尔。

　　　　在我工作的最初三个月中，米切尔这个对人尖酸刻薄的犹太人，他带有种族偏见的风言冷语，有好几次将我气得头发晕，只想拔腿就走人。一个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又在李曼兄弟（纽约）拉丁美洲市场上当庄家制造外汇混乱的人，每天与我这个有着美国文学博士学位、心气很高但气量很小又学非所用的中国女子在一起，能不口齿相辱、打翻天吗？他没想到也许我的骨头比他的还硬呢！但我“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可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性格哪能低眉顺眼就被遮掩过去？有这些心理障碍，我确实过得不轻松，他也过得不愉快：找一个中国女人做同事，凭空给自己找了一个癌症来害！

　　　　人的感觉都是相互的。有时我想，也许流浪街头都比替米切尔打工强？他也许确实想把我赶走？为不少小事，比如我在用一本公司电话号码簿时，正巧他也要用，就为这么一点小事，我们可以吵起来，然后他会立下一条新规矩：用电话簿时要登记，先来后到。我从此以后不用。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和他大吵过好几次，他威胁过要辞退我，我也威胁过要将他告上法庭——我的嘴从不让人，尽管我心上有时也挺虚的。我们的“个人战争”(personal war)，直到二十个月后，我的客户,特别是瑞士银行、波士顿第一银行和摩根银行将他们长期雇用的人力资源公司给“开”了，而将生意因我的努力给了我们公司、并使我在1995年的收入达到米切尔的水平，我和米切尔之间的关系，才平等起来。

　　　　但在那天到来之前，我真的是跟米切尔下了一趟地狱，在他面前，我常感觉像个灰姑娘，穿了一套借来的漂亮衣裳，随时随地会被他揭穿真相，无地自容，无路可逃！

　　　　但最后，我还是跟他学会了骂“Fuck”（操）！

　　在美国职场久了，常听到的一句问话是：谁是你的Godfather（教父或保护伞）？回想我的就职经历，我的确没有Godfather，但确实有过很多不同的Mentor（指路人）。我摸索出的一条职场经验是：如果你能把虚荣心揣起来，总能平心静气地向最优秀的人(best)学习，你也许有机会成为第二优秀的人（second best）。在美国公司，优秀的人很多，各有所长，就看自己愿不愿意向人学，怎样学。平心而论，我想我在就职之初，从两个人那儿受益最大，一个是我的大老板唐纳德，一个是我的小老板米切尔；一个将我往上拉，一个将我朝下推。一上一下，他们不仅教会我许多专业知识和职场道理，他们更教会我美国公司的办事方式和行为准则。这些经验，无论我是花什么样的代价得来的，它们将我锤炼得意志坚强，使我后来在华尔街的工作，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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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灰姑娘3 刚工作时，我的大老板帮助了我许多。比如，他替我定出一个计划：三个月的短期计划，六个月的中期计划，一年的长期计划；并且将这些计划具体到每一天：一天打五十个电话，一天两小时浏览《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财富》《经济学家》《全球金融》等各大报纸和杂志，了解美国主流社会关心的消息和事情，熟悉银行业务，记生词，学专业。他还特地为我订了《亚洲华尔街时报》，让我熟悉亚洲财团的名字、生意范畴、办事效率和方式。每天，我的工作排得满满的，有时看书看报看得太多，在电脑上用眼太久，我通常两眼红肿，疼痛不止。那些日子我最怕的是哪一天我的眼睛会突然出血，滴滴答答落在我的办公桌上!

　　　　但我很顽强，我的天性就是不服输，我不在意一天要工作十个小时或是十五个小时，只要我的女儿让我去上班，把我送到门口时她不咧着小嘴哭，我就不介意我要工作多少个小时，要打多少个电话，要听多少人唠叨。慢慢地，我开始喜欢我的工作，而且就这样日日工作开来。1992年的秋冬在不知不觉中就这么没日没夜地过去了，只记得有一天，等我跟亚洲打完最后一个电话出得门来，已是半夜三点，我竟然忘了车泊在哪一个楼层，哪一个停车场。冰天雪地，在零下十几度的空旷停车场，荷枪实弹的公司警卫好心地陪我到处找我的车，但终因气温太低，停车场太大，我们冷得直打哆嗦，只好报警。警察来后，找到了车，原来我把车停到隔壁公司的停车场上了。半晌我才回忆起我们公司正在为波士顿各中小企业总裁举办管理训练班和电脑训练班，我们自己的停车场留给了这些学员。等我坐进车里用冻僵的手指发动汽车时，听到一首美国歌曲，那是当年麦当娜正走红的《为你疯狂》。我突然泪流满面：我真的是为了我的工作，为了在美国立足，为了让人看得起，为了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发疯发狂!

　　　　

　　　　舒利文是一家人力资源公司，人力资源公司一般都兼做“猎头”项目，替其他公司搜寻、发现、推荐优秀人才。用米切尔的话来讲，猎头不外乎是跟踪追击选准的目标，“穷追不舍，只要目标一定，不会追不到的。我不仅追到，还会抓住他，将他的‘头’带到我的雇主面前。”

　　米切尔时常在我们面前这样洋洋得意地吹嘘。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他的高效率和命中率以及他锲而不舍的穷追精神，确实使他在华尔街多变的公司合并兼并年代，创下了不菲业绩。例如1994年，当Kidder Peabody的金融衍生物产品部门的整个组，从董事、执行总裁到下面的交易员、分析师、销售员、电脑平面操作技术员以及组里的秘书，因公司即将被通用电器GE卖掉、不知前景如何而焦虑不安时，米切尔可以有这样的智识、能力和技术知识，将他们全体二十多人马拉到加拿大银行，而这家加拿大银行正愁没有这样的专业人士开辟新产品市场，在慎重考虑是否用重金买下另一银行。当米切尔和这家加拿大银行取得联系，将这班人马以及他们的业绩呈现在加拿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面前时，他们欣喜若狂。这家加拿大银行仅以新建这个部门所需的30％的资金，获得了这二十多人，比接受或买下一个部门便宜了70％。而这二十多人的实际收入，也因这家加拿大银行的重金聘用，普遍增加了20％，执行总裁以及其他七位副总裁，均每人保证五十万美金的额外分红。这样的结合一定带来特别突出的成绩，一年后，这家加拿大银行的地位直线上升。为此，米切尔按与这家加拿大银行的合同，拿到一百二十万美金的重金取酬。米切尔的口号十分响亮清楚：我们的努力，为我们的客户和高级人才之间，铺置了一条“特殊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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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找工作5 我的命运从此改变。

　　在我和公司大老板谈了近十分钟后，他说他将让米切尔立即跟我联系，安排我来公司面试。

　　　　半个小时后，米切尔的秘书打来电话，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公司接受面试。

我无法言表我当时的心情，我只记得我慢慢地滑坐到了地毯上，让我的脑子自由地、不受约束地乱想。我想我在美国七年求学所受的一切感情之苦和经济之苦，立即就会成为过去，我们一家三口，再也不会各奔东西；我们去商店，再也不需精打细算；去超级市场，再也不会专捡便宜的食品买了，更为重要的是：我再也不会因为天天要找工作又找不到而变得心灰意冷。一想到去年（1991年）4月在新奥尔良开国际比较文学会议时，见到在会议走廊墙上那一百多名求职的中国博士生和教育学硕士生的名字和与之对应的少得可怜的几个教书名额，我的心就发麻。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何况就算我这鸡蛋绕幸碰得过石头，我还有胆子抛家不顾，“走美国四方”，哪儿有工作就去哪儿吗？没有！今天是我选工作，不是工作选我。我已过而立之年，我们这一家三口，该结束东奔西颠的局面了。读博士的分离之苦，我受够了，骂我意志不坚、唯利是图吧！我要一家三口好好地生活在波士顿，置下我们的房产，实现我们的美国梦：好车，好房，好学区；银行里有存款，股票市场有债券，身上有体面的衣服，家里有无尽的温暖，心里有无限的幸福，工作上有无限的满足，生活中的一切不测，我们一家三口共同面对。难道我一定要具备经济学硕士或国际金融博士学位，才能干好这份工作，实现我的梦想？我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时所受到的严格训练，不是同样可以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吗？企业管理，管理企业，讲的不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只要企业有一个问题，就一定会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读书的精髓就在于让我们有能力去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企业管理，说到底不就是找到最佳的管理方案，以帮助企业得到最好的发展，从而获得最高利润？没有利润，所有的企业都会关门。到那时，再上大学教书吧！随便什么大学都成，两年制的，三年制的，四年制的！教中文、教英文都成！

　　　　不过，那也不成。在美国要能当上终身教授，也得自己给自己设立项目、给教案找资金去，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教学，三分之一的时间写稿发表文论，三分之一的时间给自己的科别申请各种资金，那是跟干企业一样的辛苦，清高也清高不成！这苦，我不能吃了。如果不能吃，就只好一辈子在美国教中文，学中文的美国人，总是大有人在的。哎，还是先把手中这份工作干好再说吧！

　　　　就在我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又犯了一个大错：我忘了考虑应该如何准备第二天的“面视”。别人同意给我一个面视的机会，并没有说给我一份工作，面视不等于工作。我没有写错字，是面视。我得先让别人面面相视我，先让将要雇用我的人在视觉上对我有一种认同感，建立了这种认同感以后，面试（或口试）才有可能成功。可当时坐在地毯上的我，哪里懂得这些？我连舒利文这家公司具体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我没有人可问。

　　　　我跳起来，从衣橱里拿出我去年前往新奥尔良开会时买的只穿过一次的黄色廉价西装套裙，在镜子前比试了一阵，觉得还可以，又找出一对大耳环套在耳朵上。我没有合适的皮鞋。校园里，哪有穿高跟皮鞋的时候呢？记得1985年夏天初到美国时，连着一周，我轮换着穿从北京带来美国的好几条连衣裙，结果被几个美国同学追着问了好几次我是否天天去派对，从此我就改了装，再也不穿裙子皮鞋，换成牛仔服运动鞋了。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暑假里，我在高档的美国和中国餐馆带过位子，当过领班和招待，那也不用穿皮鞋。我咬咬牙，决定买一双新皮鞋。我于是开车去离家不远的麻省大道上payless鞋店买了一双＄9.99的白高跟皮鞋。那鞋原价＄14.99，我暗自欢喜节约了五美元。就这样的一身装束，我第二天斗胆“面视”去了。这是一家给美国大洋行在人力资源、企业规化方面出谋划策的公司，成功形象第一，可我那一身穿戴，引用米切尔秘书后来对我的直言：惊得她差点将电话掉地上！

　　　　我当时浑然不觉。1992年的我，一来不懂公司的dress code（职装规矩），二来也许我是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我小时的大陆教育里，从来就轻视涂脂抹粉，三是来美国后的学校环境，培养了我一副穿“破衣烂衫”的校园风。我在骨子里压根儿就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被人笑话。到美国后，我只怕一桩事：早上醒来，无路可走。也怕和丈夫吵完架后，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地方，孤燕难飞，无人心疼！

　　　　话说回来，面试，怕不怕呢？

　　　　怕。怕面试失误而失去机会。我怕在美国没有工作，早上醒来，就无路可走！

　　　　美国有一句名言：在美国，机会人人均等，正如在篮球场上，人人都有投篮的机会，能否把住机会，能否投篮成功，全在于个人。

　　　　一个人，一生能有几次机会呢?更何况在异国他乡？

　　　　我拼了：这份工作是我的！

venson

七次面试1 我生命中的每一个转折点，仿佛都与七有关：七岁上小学；十七岁高中毕业后，走投无路；二十七岁与丈夫结为连理枝，不久出国；三十七岁时，在华尔街立住脚跟，受所就职的美国公司和各大银行的青睐。搬家要搬七次，找工作，也要经过七次面试。人说事不过三，我说事要过七：七次失败，第八次站起来。

　　　　我经历了七次面试，进入华尔街。这七次面试中，有两次是被人故意“忘”在了会议室；有四次是“闲聊天”，因为面试我的人，见我一问三不知，可又蛮有趣的，便跟我天南地北地聊了好一阵子；只有一次是正经的面试，那次面试让我大开眼界。

　　　　第一个“面视”我的人是汤姆。

　　　　汤姆五十多岁，在贝尔思登(Bear Sterns)证券纽约总部卖了近三十年的政府债券，两年前从华尔街退下来，与妻子从曼哈顿中央公园西边的高档公寓搬回到土生土长的波土顿北边小城，过上郊区的退休生活。但因为妻子烦他呆在家里，在毫无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为给妻子腾出家庭空间，汤姆只好出来打工。汤姆在华尔街熟人很多，在公司工作两年来，给公司带来好几位客户，但由于他后劲不大，项目完成率低，在公司的地位仅仅是一般职员，但他毫不介意，他在公司第三会议室“面视”我时的第一句话是：“Are you also retired and have no place to go？”(你也退休了没去处？)

　　　　我非常感谢汤姆，他在我以后学习华尔街的运作、行为方式、待人接物方面，成为最称职的好老师，他与人无争的天性，他的随和，他冬天里站在公司门外，穿着白衬衣、结着红黑两色领带抽雪茄的模样，永远留在我北美的记忆中。

　　　　接着他问了我好几个有关政府债券方面的问题，我当然是一问三不知。看得出来，他有些惊讶，顿了一会儿，他开始问我的背景，这时我才知道他根本没看过我的背景材料——履历表早被米切尔扔进垃圾桶了，汤姆当然什么也没见到。好在我随身带了一份履历表，原来准备面试完了交给人事部的。我从假皮制成的黑色公文包里将它取出来，恭恭敬敬地放到汤姆面前。汤姆匆匆略过，然后与我讲起他的四个儿女，最小的女儿今年从南加州大学毕业，要去泰国当传教士。我于是讲起我在吉林大学的英语老师瑞安女士。因怀疑她在学生中传播宗教，学校当局要让她辞职。七十多岁的瑞安博士,年轻时的未婚夫在二战中的欧洲战场阵亡后，终身没有婚嫁。她从英国辗转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后到了中国，才重新发现生的意义，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儿女，但最后也只好辛酸地离去。

　　　　我们就这样不沾天不接地谈了两个小时，他离开会议室时告诉我他将叫迈克和我接着聊。等他走了三十分钟后，米切尔的秘书进来告诉我，今天的面试到此结束。

　　　　“我不见迈克了吗？”

　　　　“他在电话上，一时下不来。我在电话上通知你下次来面试的时间。”

　　　　我要求见米切尔或大老板，但被告知二人正开着会。我于是起身离去，心里七上八下。

　　　　第二次的“面视”是在第二天的下午两点，我照样穿着黄色西服套裙——我确实不知面试从此就会这样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否则我也许会忍痛去买两套西服。我去到同样的会议室，耐心地等。工作后我才知道，进入华尔街的大洋行或大公司，七八次面试是家常便饭，要想进入高圣或所罗门兄弟这些九十年代辉煌一时的投资银行，二十次的面试也是有的！后来大老板告诉我，马拉松式的面试是就职前的“必修课”，因为银行靠团队精神取得实效获利，团队或小组的成员，不仅要在知识上互补或加强，更要在性格上互补或加强。耐心，是华尔街人欠缺的美德，因此，对耐心的考验是十分必要的。一人为集体、集体为一人是华尔街的立根之本。如果十个人“面视”你后，一个人对你感到不舒服，你被录取的希望也会落空。

　　　　耐心和认同是多么地重要！

　　　　但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应征方式，我从来没有求过正式的职，打餐馆或去外面代课教书，我都只须面试一次，且每次都中，立马上班。

venson

七次面试2 第二位面试者让我在会议室左等右等，足足等了四十五分钟。后来我与我的银行客户打交道时，他们有的曾让我等上两个小时！银行的业务——特别是在交易楼层与全球上市公司两个部门——那是没有刀枪但仍然伤亡惨重的地方，紧急情况随时出现，等别人干完更紧急的事再和你谈，是我们这个行道恪守的原则。人要干成事，既要有热情，更要有耐心！

　　　　迈克是美国典型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出生的“婴儿潮”代言人，六十年代中期在加州见克利大学念量子物理博士学位时，曾因反对越战而蹲过监狱。我们成朋友后，他和妻子爱玛曾一块儿到我家做客。爱玛完完全全是美国电影“Forest Gump”里Forest的女朋友珍妮的翻版：金色长发，高挑身段，长袖长裙，神经质的谈吐，反应快得惊人，同时抽烟不断。谁也说不清楚是迈克害了爱玛，还是爱玛害了迈克：两人在博士将要毕业的最后一年，爱玛怀孕了，于是两人都中断学习。

　　　　“就那么一次****(操)，生活就给****掉了!”迈克的口头禅就是这么个“操”字。不是吗？他会反问。生活就是这么****来又****去的，没错！

　　　　“你也等着用钱？”这是迈克面试我的第一个问题。

　　　　迈克并不指望我的回答，他告诉我人的命运是由一系列错误决定的，比如说五年前的1987年年底，他当时所在的美国证券公司在美国股市崩盘时投在以色列市场的一笔股票生意，却意外地赚了钱，因之他也分到一笔三万一千美元的酬金。那笔酬金从此给他带来厄运，如今害苦了他。没那酬金，今天他就不会“沦落”到这步田地——他是该请大博士给他做咨询的，而不是给人做咨询。

　　　　“为什么呢？”

　　　　“因为忘了付税。”迈克耸耸宽阔的双肩，百般无奈地丧气地说。

　　　　三万一千美元的酬金，应该有50％以税收形式给政府上缴个人所得税，但因为是年底，迈克不知为什么给忘了，所在公司的财会部门也没报上去，结果这一万五千五百美元便以每年25％的利息递增，再加上政府罚款，三年后，迈克欠政府五万多美元。雪上加霜，1989年到1992年，美国经济底朝天，迈克到哪儿去挣钱？华尔街那几年的股市，跟这两年（2000—2003）一样惨，股票掉得让人心惊肉跳。政府的税收是不能拖的，罚单一到，要么卖房子，要么进监狱，迈克把房子卖了，还了“山姆大叔”(Uncle Sam——美国政府的代称)，全家五口包括两个即将上大学需高昂学费的儿子，搬进了一个小小的三居室公寓，人人怒气冲天，全怪迈克。

　　　　迈克早于我十个月进这家公司，他的当务之急是挣钱，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他面对的是那些向高科技公司进行投资的风险投资者，替双方介绍业务与人材。如果是在1998年、1999年，迈克挣大钱的计划一定能如愿以偿，提前实现，但在1992年、1993年，高科技行业中，“网络”二字还十分鲜见。

　　　　迈克的“黑色幽默”使我在就职后好几次遇到困难想辞职不干时救了我。他让人开怀大笑，他奇特的语言和视角，为生活的各种不幸添加风趣。

　　　　为了瘦身，迈克从不吃午饭，只喝水和咖啡，喝得牙齿发黄。

　　　　“我早已没钱吃喝，也不能吃喝了，”他说，望着我们在公司餐厅吃烤鸡，喝新英格兰牛肉浓汤，他只舔舔干裂的嘴唇，“如果再长胖，我连衣服也没穿的了。”他说，然后拍拍挺着的胸脯和肚子，白衬衣绷得紧紧的，像一只青蛙的大白肚。

　　　　我和迈克是隔邻，他来上班后就一直不停地打电话，一天要打三五十个电话。有一天我走进他的隔子间问他嗓子累不累，他一边在电话上跟他的客户大声说话，一边用手指着他桌子上玻璃瓶里的一大包黑乎乎的东西,对我摇头。见我无反应，他抓过笔在纸上写道：“Chinese herb: Miracle Throat. Don’t you know? It’s from yourhome country!”（中国草药：奇迹喉。从中国来,你不知道?）他也许讲的是“通大海”？我大笑起来了：那是我小时候害百日咳用的土法，如今在美国大公司派上了用场！后来我在电话上声音说哑了时，也喝上了迈克的“奇迹喉”润嗓子，喝得喉咙没见好转，口还特干，整天嘴唇脱皮。

　　那天面试，迈克和我谈了一个小时五十五分钟，全跟专业无关。我们谈到陈冲，中国的人权问题，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海湾战争，我的学校和他的学校，美国梦与中国梦，中国的福州与唐人街的“蛇头”，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最后他说：“永远记住一点：实现美国梦是要花大代价的，我们应该时时问自己：值得吗？Freedom is not free for the taking.（自由不是不花钱的。）”

venson

七次面试3

第三次“面视”是在第二天上午9：30分罗兰对我进行的，这是七次面试中最正式的一次。罗兰有一个典型的美国成功男子的形象，很像电影“华尔街”里的投资银行家，风度翩翩，信心十足。他的提问全是一本正经的，如：你为什么要考虑这家公司？（仿佛我有什么其他选择似的！）你的就职目的？计划？短期目标？长期目标？你所学专长？对公司的要求？对这个职位的不明白处？

后来我知道罗兰以前在美林证券当了好几年经纪，1987年股市崩盘后，他不愿再继续为客户输钱，输得连一个朋友也不剩，才转行到人力资源部，专门到大学和研究生院替银行招聘有“有可塑性”的年轻经纪人。但人力资源部的薪水对挣惯了佣金的罗兰来说，实在是个“侮辱”。在万般无奈受不住经济压力的熬煎下，他辞职到舒利文做人力资源和人才推荐，专门为美林提供券商人才，获得“只有苍天才是顶”的佣金。每年我们公司新招雇员或开办企业领导陪训班时，都由罗兰上主课，他懂美国股票，讲话又清楚又宏亮，像电视广播，又喜欢帮助人，且没有任何架子。这是我最喜欢这家美国公司的一点：人人都没有架子，除了我的小老板米切尔。所有的人暗地里都叫他Asshole(屁眼)。

　　　　正是从罗兰那里，我得知我将要从事的工作的基本性质是什么：人力资源加“猎头”。

　　　　这是什么工作？我看着他，不懂。

　　　　“就是如何把人放在最好的位置，让他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只有将个人最喜欢做的事情与每天从事的工作划上等号时，人的创新精神、工作热情与积极性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罗兰讲。他讲得没错：从A公司拉人到B公司，旨在合理安排公司的人力，使其在公司得到最大的利用率。

　　　　“但如果从A公司把人拉到B公司，这不是挖A公司的墙角吗？”我开始怀疑这种工作的道德性。

　　　　“如果这位A公司的人能被轻易地拉到B公司的话，那么这人在A公司的位置，要么定位定错了，要么能力没有得到完全发挥，要么人事纠纷不断，要么环境不合适，要么薪水与能力不符，要么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原因很多。但依我看，主要还是定位定错了。位定错了，价也一定会定错，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发生，首先是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把一个不喜欢自己工作的人从A公司拉到B公司，从而使他得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做有错？而且A公司应该谢天谢地，因为少了一个没有必要呆在A公司的人。人才多得是，没有谁是不可缺的。A公司可以汲取教训，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

　　　　一瞬间，猎头变成了伯乐，但我思想还是没转过弯来，我的路太直：读书出国，出国读书，不知道还有替人更换工作的工作。

　　　　“你现在还不明白，没关系。我们的工作在无形中也提醒我们的客户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怎样评估一个人才，给他定合适的位置和合适的价格。如果你不信，你可以看看我们前两个月刚做的一个抽样调查：在五十个被电话调查的人中，有四十八个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比例大得吓人，而且还个个原因不同。八个小时要在班上，可又不喜欢这个班，这不是找罪受？这太残酷！正是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才能帮助他们将不高兴、不健康、没有热情的每一天，变成愉快、健康、有创新的二十四小时。”

　　　　见我仍一脸狐疑，罗兰转了话题：“这样讲吧，我们都希望结一次婚，然后终身幸福，那该多省时间、精力、心力和感情？但事实是我们也许得结三次婚，才能找到幸福。工作也是一样的。哪有一次就订终身的？我父母亲那一辈可以，我们这一辈办不到。你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工作结构不同了，我们工作的工具不同了，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大气候变了，我们的机会增多了，我们的选择增多了。一生换三五个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但要换得有道理，要换得高兴。我们的大老板唐纳德会跟你谈到公司性质、操作规则、运作方法、职业道德和信用体系这些问题的。他从事人力资源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雇用了我们所有的人，将一个几十万的小公司在几年内发展成七千四百多万的好公司，他干的一定都是守法的事，对他人对自己都有益处，否则，联邦政府早将我们给关掉了。”

　　　　我没做声。我还是有些想不通，但我想不通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你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时，有人帮你？为什么我没遇上这样的好事？

　　　　“如果我们被关掉，这些国际猎头公司，如Russell Reynold’s，Korn/Ferry（光辉国际）和Heidrick ＆ Struggles（海德思哲）也得被关掉。他们都比我们的名声大，他们的股票在纳斯达克交易场上天天上扬。我们只限于美国国内，而他们的高水平管理人才搜索和领导资询服务，则遍布全球。目前，他们还没有进入中国大陆，但香港、台湾、新加坡已是他们的天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你这样有亚洲背景的人。日本方面，我们全球组的三位雇员已从这些老猎头公司口里，夺走了一片面包。可惜你今天见不到比尔和日本人大和。大和原来在李曼兄弟（日本部）(Lehman Brothers, Tokyo)做外汇交易，1987年股市崩盘后，他来波士顿大学念书，毕业后不想回日本来我们公司工作，我们公司正给他办绿卡。你有绿卡吗？”

　　　　“我丈夫工作的电脑公司正给他办，我也会顺带给办了。”我如实回答。

　　　　“比尔是美国人，纽约州立大学东亚语系毕业，日语专业，在日本留过学，还在通用电器（日本部）工作过好几年，搞销售。比尔和大和是一对好搭档，一个会说，一个知道说什么。他们刚完成一个大项目，得了一大笔佣金，公司送他们去欧洲度假去了。日本组还有一个美国姑娘叫尼可，是哈佛大学东亚系毕业的，日语讲得和东京人一样。她给米切尔做助手，也刚完成一个项目，公司奖励她两千美元‘放肆购物’(Shopping Spree),今天去Filene’s(妃琳大百货商店)去了。今天这三个人你都见不到，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