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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在华尔街上空1 1995年我给公司拉进的四家世界级大客户是：波士顿第一银行（CSFB），瑞士联合银行(UBS)，JP摩根银行(JPMorgan)和摩根史坦尼(Morgan Stanley)，当年总生意量超过了千万，我独立完成了近四百万营业额，纯利润达八十万美元。得到这些世界级的跨国银行做客户，并被这些客户认可，是所有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的梦想，因为每一年，银行都会拿出好几百万美元的资金用来弥补自己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流失或改进，得到这样的客户，用我大老板的话来说，就是得到了一头“奶牛”（milk cow），牛奶从此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到我们的账上。

　　　　这四位客户和我建立的四百多人的“人才库”，奠定了我在公司的位置，使我能在1995年被破格提升为公司第一位外籍同时是女性副总裁，专门负责从事东南亚人才推荐，我的年底分红加上底薪达三十五万美元之多，远远超过美国总统当年的二十万年薪。我被评为公司最优秀的雇员，使公司那年的圣诞晚餐多年来第一次改为吃中餐。望着中国酒家的服务员在公司餐厅为我们开办姜葱龙虾大餐的自助晚宴，听着圣诞颂歌，我心里自豪！

　　　　我打败了米切尔！我还给他放了一部电影《英雄儿女》。

　　　　虽然我的信誉已在客户和应聘者中建立起来，但由于银行之间有利益冲突，而我又不愿将自己置于妥协的位置，于是我只好“忍痛割爱”，选择了三家银行做我的长期客户，其余客户就转给了其他同事。我为之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这三家银行，我也将人材搜寻与企业咨询的服务部门，按客户的不同要求与我的专长区分开来，不在同一部门提供同一服务，以保护自己。比如，我对JP摩根银行只进行私人银行部门的私人银行家的推荐服务；对波士顿第一银行，我则提供国债销售高级人才的服务；对瑞士联合银行，我大力从事国债与股票方面的“大手笔”交易员的服务。这种划分跟我细心选择客户和客户细心选择我是分不开的，是双方努力的结果，有些是天意，有些是偶然。取信于人，是办成一切事情的根本。这是我们公司的宗旨，是我办事的职业道德，也是我做人的信条。

　　　　由于我在亚洲业务的成功，许多客户将我推荐给他们的纽约决策人，一般是银行客户先付了头款（retainer fee），公司才让我替他们办事。由于办事的成功率高，守密性高，我当时的价格真是“天价”，一般公司是付不起的。我那些日子“脚不沾地”，别人坐班车四十五分钟从城郊到城里上班，我是乘“班机”四十五分钟从波士顿到纽约的华尔街上班。

　　　　早上六点起床后，我轻轻地拉着我的有滚行李小皮箱，来到公寓门口，步行五分钟到谢丽登酒店，酒店六点十五分有一趟机场班车将我送到波士顿Logan机场。前些时间我都乘坐出租车到机场，乘出租车要三十五美元，来回就是七十美元，而坐机场班车只需十美元，为了省这么一点钱，我宁愿走五分钟的路。我的同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为公司省钱，而且比起整个费用来，这点钱算什么？我不管他们怎么看，能省就省，不管是谁的钱。半个小时后，机场班车穿过还没有繁忙起来的城市，到达海边机场。

　　　　美国最大的泛美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设有专航，从六点到八点之间每半小时一趟飞纽约，方便来往于纽约－波士顿的“超级白领”。这些雇员往往是投资银行部门、银行销售部门以及大公司的重磅级销售部人员。泛美七点有一个航班，几个星期以来，我都乘这趟航班去纽约，四十五分钟的低空飞行后，七点四十五分到达纽约拉瓜地机场。纽约有两个靠在一起的机场，美国国内的飞机，一般到达小一点的拉瓜地机场，国际航班则到达又大又乱的肯尼迪机场。

　　　　我随着那些衣冠楚楚的高级白领，手中也拿着清晨的《波士顿环球报》和《华尔街日报》，拎着标志华尔街人士昂贵又低调的黑色公文皮包，无声地登上飞机。机上十分安静，我通常坐在靠窗的第三排。机门无声地关上，漂亮的一白一黑两位女乘务员轮流和着机上广播的安全注意事项做着穿戴航空救生服与面罩的动作，无声而熟练。她们深蓝色的制服套裙，红白蓝三色的星条丝巾以及别在胸前的美国雄鹰，有时真让我认为我坐在纽约百老汇的大剧场，在观看艺术表演。接着，飞机起动，飞向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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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在华尔街上空3 天水一线的碧蓝背景里，华尔街与自由女神，就这样一同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展开在我们的身下。一个铸立在开阔的哈得逊河上，让千百万移民为她折腰；一个建在哈得逊河岸，让全世界因它的起伏而起伏，因它的意志为资本市场的行事标准。它是金融界的龙头，它是梦想的代名词，它集成功与财富一身，因而受到全世界各国精英的无比厚爱！是的，华尔街因其成功的形象，优越的条件，高难度的工作性质，以及丰厚的回报，一直是各国人才聚集的地方。随着九十年代股票市场的拓展，各国学子更是对华尔街报以青睐，人人都力图进入这一片西方主流社会的“禁区”，伸展自己的才华。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这片“禁区”，而且还在上面飞翔。

　　　　我，还能上升吗？

　　　　我是不是已经到顶了，也就是美国人常说的“我接触到玻璃顶了吗？（Have I hit the glass ceiling？）”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尽管人们相信，在美国，人的能力可以发挥到极致，人的上升能力是无限的，只有蓝天才是顶（The sky is th limit），其实不然。因为横亘在个人梦想（职场的上升趋势、社会地位的攀升能力等）与蓝天是顶这一说之间，有一个由玻璃做成的顶，虽不可见但可触摸。我目前的状况，不正是这样吗?

　　　　我想：我，一个外国人，我对美国这个社会已经尽了我的全力在做着贡献，我十分努力地工作，给自己创造资产的同时，通过纳税的方式，为国家创造财富。我们公司的税务部门，每年四月报税期到时，墙上就贴着这样的横幅：物质生活与美国梦=个人富有与社会责任。时时刻刻提醒公司雇员每一个公民的纳税责任，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慈善机构和福利事业也会在公司设摊摆点，要求我们“主动捐款”，环保，穷人温饱福利（soup kitchen），癌症研究中心，等等，告诉你捐款免税——你捐掉的这一笔钱从你的收入里减去后，你的总收入就低了，那么纳税的百分比也低了。这是美国的第一大国情：纳税。当1621年，第一批贫穷、敢于冒险的勇敢的英国人离开自己的故土，乘坐“五月花号”，横跨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他们有的只是对宗教自由的向往和创建富有物质生活的追求。这两点：向往自由与追求物质生活的富有，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法律保护自由，辛勤劳作就能改变社会地位。“从白木小屋到白宫”(From a white cabine to the White House)是解放黑奴的美国伟大总统林肯的写照；而出身贫寒的克林顿则因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白宫。美国，正如国歌所写，“是勇敢者的家园(home for the brave)”。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国家机器(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对每一个工作的公民征税，用以平衡贫富。我除了在物质上获得极大丰富和最大限度地纳税以外，我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在美国这个社会上升呢？能够举足轻重吗？而且，我愿意在这个国家举足轻重吗？意义何在？

　　　　我是一名女子。一个女子在国外的命运，本来很容易得到改变的。我的美国女朋友常说：如果能嫁总统，为什么要嫁平民？这话乍一听起来刺耳，但仔细想想，这并非没有道理。那么多富人将自己的女儿送进高昂的贵族学校，为什么？很大原因是为嫁一个有钱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从而影响丈夫，从而改变世界。这个世界，仍然是男子的世界。

　　　　这不是我的世界，也不是我的国家，我有自知之明。何况，我深爱着我的丈夫，他是我的知己，又是我的朋友，更是一个中国人。我们的中国根太深，当我们在美国公司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时，当外国人看到我们的东方面孔而尊敬我们时，我们就感到提气，就感到自豪，就感到对得起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国故土。

　　　　也许因为这太深的中国情结，我在美国的奋斗就这样定位了。

　　　　我，再也上不去了。

　　　　说真的，我还想到哪里去呢？

　　　　这几年拼打，难道我欠丈夫、孩子和自己的还少吗？在情感上，我们三人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

　　　　成功，哪里只是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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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1 成都机场，2002年元旦。

　　　　“妈妈告诉我，你究竟什么时候回家？”十三岁的女儿冰凉的手指拉着我暖暖的手，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我已经告诉她许多次，妈咪身肩公司的重任不能和她一块儿回美国。元旦这天，女儿跟她父亲飞回美国，妈妈飞往新加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机场的分别，女儿永远不懂。

“我会尽快回来的。”我抚摸着女儿冰冷的手指。女儿已经比我高了，一米七三，朋友都讲一定是美国的食物把女儿催得牛高马大。这话不无道理，美国的牛啊猪啊鸡啊都吃化学饲料，要想让小牛赎小猪仔小鸡仔在三个月内进入市场，食物一定渗有激素，这些激素通过肉类进入孩子的身体，孩子也会长得很快。女儿学校的中餐每一顿不是烤鸡就是烤猪排，再辅以牛奶冰淇淋巧克力，体重能不超过正常重量？这也是美国的一大现象，一边大吃一边大喊减肥。这段时间女儿抽条了，三个月里丢了二十磅，看起来像一个少女了，我也不用因她欢天喜地地吃东西导致体重增加而大喊大吵了。

　　　　“Hurry Home(赶快回家)，Mom！”女儿来到海关检票处。我们不得不分手了。我紧握女儿的手指，“妈会尽快赶回家的。”

　　　　“OK.Keep your promise(守诺言)！”女儿高兴地扬扬手，与在一旁默默用手势告诉我回家再睡一会儿的丈夫一起消失在海关检票口。

　　　　我转过身，眼前的一切忽然变得模糊起来，红红的欢庆元旦的大灯笼也失去了光辉明亮，仿佛替我和女儿、丈夫佳节期的分手黯然神伤。泪水盈满我的眼眶。

　　　　我回到家。没有了丈夫和女儿的家哪是家呀！从床上到桌上到地上，从相片到书包到箱子，从老师奶奶亲戚朋友送给女儿的礼物,到扔了一地的日本VCD动画片的空壳子，都仿佛朝我大喊女儿走了这一事实！家仿佛经历了一场七级地震，我无法收拾，我无法把女儿留下的空间，这情感的空间，这实际上的空间，用任何想象、任何记忆来填满。我原来打算休息一天再去新加坡，因为我这张疲惫的脸和这疲惫的身子，难以对付外国洋行的高级职员们，更不要说替他们出谋划策在新的一个世纪，在亚洲地区，获取更大的投资回报。我的心完全因女儿的离去而离开自己的胸腔，随她而去了，担心着她父女俩从中国飞往美国的旅程。这样的担心我知道也许是多余的，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要担心。我习惯担心他们，我不可能一次出差离开他们两周以上，我想他们。有一次，因公事不能按时回家，我坐在五星级的酒店里嚎啕大哭。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能在亚洲替公司开一个分公司、将生意做得更大的原因。

　　　　尽管现在已不是九年前我刚工作的那些日子，我的女儿也不再是三岁，我也无需用睡袋将她裹起来，买通门卫，在星期天的晚上将她带进公司，让她看我工作，和我多呆一会儿，但我心底深处比以前还觉得对不起女儿。为了让母亲实现自己的梦想，让我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小小年纪的她也付出了大的代价——那是情感的代价！

　　　　女儿和我飞行于中美之间如吃一日三餐，应该是习以为常。从她三岁的时候，我的工作就使我不断地往来于美国香港、美国新加坡、美国东京。记得一次我把女儿带回老家成都过暑假，女儿坚决不让我走，当时我也生病了，我于是答应她妈咪不走了。可是美国老板的两个电话，使发着高烧的我又坚定了走的决心，使刚刚破涕为笑的女儿又大哭起来。我只好硬着心对女儿讲，打一份工尽一份责，如果妈咪不去工作了你能有今天的好时光？你要一个呆在家里生气的妈妈还是一个愉快的工作的妈妈？女儿一边哭一边帮我收拾行装。虽然哭声消失，但那强压哭声的模糊抽噎和红红的双眼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手提包里，她塞进一个自己最心爱的布娃娃。

　　　　我和女儿在新加坡、香港、台北都留下了足迹，一大一小。记得我第一次带她出差时，她六岁，我把她交给我住的五星级香港文华大酒店托小孩中心，那里的阿姨给她一大堆纸，她在上面画满了女儿和妈妈。还有一次，我在酒店餐厅和一顾客讨论该银行在香港地区试销以亚洲货币为底的美国长债券时，眼睛却不断地瞄着坐在餐厅一个安静角落的女儿。我告诉她一定不能来影响妈咪。她真乖，一声不吭面对一壶茶和一盘小点心整整等了我两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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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2 四个月前的8月份，我替巴林欧洲洋行（ING Baring）做一项私人银行部门人才管理人力资源的项目。因为项目十分紧急，洋行要在一个星期以内决定是否在新加坡开办私人理财业务，我必须立刻飞往新加坡，原定好和女儿去中国长城的计划必须放弃。女儿在美国读七年级，中国的初二，他们刚学完中国的古文明。尽管是小美国人，但黄皮肤黑眼睛应该知道中国更是自己的国土。没有去过长城的女儿兴致勃勃地要去长城，要写一个长城的故事，把中国的长城告诉美国的同学。现在去不了了，和女儿的小计划相比，ING Baring的计划更重要，而且那是我的老客户给我的，我必须完成。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亚洲市场刚刚反弹，全世界各大银行正开始向亚太地区投资，急需那些生于当地、受教于英美、有良好个人素质和银行投资管理技能的专业人才。我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多年，是发现和推荐这些人才的主要人物，这些年，由我引荐的上千名人才均在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大中国区银行系统成为佼佼者、决策者、主管，有的还高升为投资银行董事局董事。决策银行的全球投资行为，我当然必须去新加坡。最终，女儿和我一块去了。那一次，我没有把她托给酒店的服务人员，她已长大，成了我的“助手”。当我穿梭在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各大银行的办公室时，女儿在酒店用流利的英文替我接电话。

　　　　上帝，我这一次可真的不愿去新加坡，去面对那开满热带艳丽花朵的城市，因为那座城市使我有着关于她的太多记忆，将使我看不见花的美，天的蓝，海的平静。触景生情！

　　　　终于三天下来，1月5日这天，我在新加坡的事情做完了。人经常分离也就学会了对付分离的办法，那就是工作。一刻不停地工作，使自己闲不下来，既不能回忆往事，也不能展演明天，只有今天。忙碌的今天终于过完了，我可以回家了。

　　　　但是，没有飞回美国的飞机！

　　　　我原本计划在新加坡只呆两天，由于工作之故多呆了一天，机票不得不改，于是我现在困在新加坡五星级文华大酒店的客房。我已经和四家航空公司联系过：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飞往美国各大城市的飞机爆满，要在1月13日才有座位；西北航空公司情况也一样；新加坡航空公司要15日以后才有座位；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周飞一次，从现在到中国春节的票全都售完。我也给香港的航空代理Westminster的大卫去电话。大卫以前总是有办法找到机票的。他告我过两小时回话。两小时过去了，大卫准时打来电话：香港飞往北美和欧洲的所有航班，全都没有座位。

　　　　“怎么回事？”

　　　　“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富有，又加上今年的圣诞新年与中国春节连在一块，往来的旅客突然增加，有结婚的，有度蜜月的，有谈商事的，有探亲访友的，没办法。到海边去散散心吧！别人求之不得，你干吗要急着回家？”

　　　　“大卫，你替我看看有没有从北京或上海飞往北美或欧洲的航班？我可以转道。”以前我也这样做过，花钱多，但没办法。

　　　　“没有。看过了。”

　　　　我放下电话，望着窗外夕阳西下的新加坡海湾和沿海岸的高楼大厦以及过周末的车海人流，心上酸酸的。女儿这个周末没有妈妈。赶快回家。可我回不了家啊！这是大都市新经济新生活的代价，这是情感的代价！这是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

　　　　我给美国的丈夫和女儿去电话，丈夫立即告诉我借这机会好好休息，“家永远在这儿等你。”丈夫的声音总是这样使我安心。以前，我回家晚时，丈夫总是替我将家里走廊的灯留着，彻夜通明。一年前买了目前这个带花园的别墅大屋后，我出差的那些日子，他又总是将大门的两盏灯亮着。

　　　　我立即搬出位于金融中心的文华大酒店，搬到新建的海滨浴场圣淘沙的香格里拉饭店，在美丽的南海，休假两天。

　　　　第二天一早，我便坐在窗前，望着那无边无际的南海，那散布在海中的诸岛和远洋轮，那初生的红日给碧蓝的大海涂上一片金光。这个季节最多的是婚宴,而新加坡人又喜欢在高档的五星级饭店里举行大型结婚仪式，白色的纱裙总是那样的激动人心，我眼前就有一对美艳的新娘和英俊的新郎，新娘天鹅般的脖子依在身着昂贵西服的新郎那坚实的胸前，一朵兰花使白色西装显得更加高贵、典雅。旁边跟着化妆师、摄影师、婚礼歌唱演员，以及鲜花、蛋糕，还有一辆巨大的奔驰跑车。音乐在大厅回响，飘荡到朝阳下的草坪和沙滩上，在玫瑰花丛中萦绕，最后洒落在南海诸岛。这一切使我想到我的丈夫，我的心里总会感到一丝酸楚和一丝幸福，酸楚的是我们从来没有举行过婚礼，幸福的是我们一直比翼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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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3 我一个学文学满脑子浪漫的女孩子，能经受工作的折腾和不断的分离，而不失去自己，不迷失方向，很大程度是因为我的丈夫。在很多地方，他待人厚道，对我宽容，他的爱与宽容总是使我忘记工作中的麻烦，使我的心充满希望、欢乐和爱，而早在十多年前我们新婚分离时，他就教会了我耐心和执著。

　　　　我想到1984年天津与北京的冬天，想到那年我和丈夫刚结婚他就离我去了美国，留下我独自在天津、北京。1984年的冬天十分漫长，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我还能看见落尽树叶的树干直指铅灰色的天空，大地一片冰冻。所以当1985年3月的一个清晨，一阵清脆的鸟鸣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的心顿时充满无尽的欢喜，从我在北京大学单身宿舍楼红二楼的镂花窗格看出去，两只小麻雀在宽阔的窗格上跳跃，小脑袋对着初升的太阳，小嘴不时地舔着梳理着柔嫩的羽毛。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摸着它们留在我床旁小书桌上的影子，那翘起的尾巴正好挡住丈夫刚从美国寄来的、我无比爱惜的、夹在小镜框里的彩照。相片上的他身着“万里长城”的T恤衫，双手叉腰站在华盛顿大学那象征学校大门的两座十八世纪哥特式巍峨、端庄的建筑前面，学校的校旗与密苏里州的州旗在蓝天下飘扬，前方是一大片翠绿的草坪。相片背后的话语带给我那么多的欢乐和情思：

　　　　“让那甜蜜的回忆带给你慰藉和宁静，让那热切的希望使你的生活充满鸟语花香，由回忆而幸福，由希望而充满信心和勇气——相见美国。”

　　　　爱情真能将一个不善言辞的男生变成一个多情的诗人，从高中开始，我就爱上了他，然而，他仿佛要等到大学毕业后，才能知道他爱的人原来是我，于是仿佛天下所有的文字都不够他使用。相片背后的落名处丈夫写下“你的小船”。他把自己称做小船（boat），把我叫作港湾（harbour），小船离去，做港湾的我多想随他而去！我新婚的丈夫是我的爱，我少年时代的崇拜，今天生活的伙伴，我，怎能没有他？

　　　　突然，一只小麻雀没站稳，从窗格上摔了下去，落在一夜间转绿的草地上，我探出头，目光正和受惊的麻雀对望，小雀黄褐色的珠子般的大眼，机灵警觉。

　　　　“哦，鸟，你是否带来我海那边新婚丈夫的信息？诗人们都赞颂那冲破雨夜的海燕和南来报春的燕子，可我却把你比作诗人思维想象的延伸，带给我喜讯的幸运鸟！”

　　　　小雀继续盯着我，似懂非懂。

　　　　“知道吗，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我举起床边那一大叠用蓝丝带拴起来的美国来信。那贴着美国国旗邮票的简易灰篮色信封，铺展开来便是丈夫从太平洋彼岸寄来的热情话语，字里行间透露出在异国求学的激动与对留在国内新婚妻子的眷恋。他对我讲只要心心相印，又何必朝朝暮暮？然而，有多少个夜晚，多少个清晨，我听到身体激烈的鼓点，我多想自己的丈夫在我身边，合二为一，心贴着心，脸靠着脸。

　　　　小麻雀最后盯了我一眼，突然箭一般地射向撒满金色阳光的蓝天，紧跟后面的是另一只小雀，双双飞远。

　　　　我，也跟那双双飞走的鸟雀一样，四个月后飞到丈夫身边。

　　　　从此，我们就忙啊忙，忙了学习，忙工作；忙了工作，忙孩子；忙了孩子，忙亲戚。这些年来，我跑新加坡至少跑了二十趟，可从来没有和丈夫一起来过。什么时候这个忙，才有个尽头呢？

　　　　我又想到美国。我在美国研究生院的七年生涯，我在华尔街的十年拼打，这十七年的经历，使我眼中的美国像一个举着两个铁拳头的巨人：一个是民主，那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一个是铁腕，那是用来打人的。美国变得如此真实，像一老友，又像一新知。在中国时，我的本科和研究生专业都是英美语言文学，这使我对美国的国情、历史、文学流派、哲学思想、法律观念、社会结构、种族矛盾、人的异化等等很熟悉，这些理论上的界定与我后来在美国求学求职求生的知识结合起来，培养了我看美国的“双重眼光”：我既能看到美国社会闪光镀金的一面，也能看到闪光下暗含的危机与剑影。我相信人的命运是自己创造的，我同时也相信任何的机遇既可以成为转机也可以成为危机。我的命运因为好的转机替我托着，我实现了我的美国梦，我有了一切我想要的。

　　　　现在，我累了。我曾经工作过好几年的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也在2001年9月11日那个早晨，同着许多无辜的生灵，在烟火中倒塌消失。我心痛。剩下的，只有那些穿行在华尔街的记忆，那些让我心跳的日子……

　　　　也许，正如很多年以前，当我的大老板唐纳德将公司的信用卡在我第一次亚洲之行的前夜交到我手里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世界金融的大门向你敞开了。商业合同会一个个被拿下来，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被忘掉。但是，那些包含在一个个合同里的人情故事和职场道理，一定会长久地留在你心里。”

　　　　他说对了。让我血液中涌动的文学情结，写下这些华尔街的人情故事和职场道理吧！在华尔街，我常听到这么一句话：The right role model can be very inspirational(好的榜样可以激励人)。让那些令我难忘的人情故事也鼓励今天的中国青年，从他人的教训中，学到做人求职的道理，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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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1 这是我给美国白领报纸《新象周刊》写的文章：《怎样准备优秀面试从而成功就职华尔街》，附录在此献给中国读者。

就职华尔街，最基本的一步是怎样经过层层面试进入华尔街。面试可以说很难，也可以说不难，这里有些技巧，要看自己怎样去掌握它们。怎样才能将面试进行得顺利？怎样才能给面试官留下深刻的印象？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让面试官认为你是最合适、最靠得住、最能干、最能完成这份工作的最佳应聘者？

　　　　说到底，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呢？

　　　　“Interview”一词的英文意思译成汉语应该为“面对面的视察对方”，因而“面视”应该是比“面试”更为直接的翻译；但因为“面视”过后是“面试”——面对面的提问，所以对于Interview，我们就应该至少有两方面的准备：视觉上的准备和口头上的准备，又，面试面试，面面相视。

　　　　一、视觉上的准备

　　　　视觉上的准备要求我们创造一个形象（Image），这个形象应该与公司的形象相符合。华尔街的公司、洋行最注重的是两大形象：成功形象与令人信任的形象。连我们这家替华尔街做人力资源与企业策划的咨询公司也是将这两条放在首要位置。很简单，如果你自己是个失败者，怎么可能把成功带给他人？取信于人更是重要。我们波士顿总公司的大厅进门处有一面大玻璃墙，上面清楚地写着：“The public trust is our Business ”（公众信任是我们的公司之本）。我们的名片上也清楚地用绿色字体印着公司的努力目标：our people make the difference（我们的雇员与众不同）。

　　　　我在1992年去这家公司面试时毫无准备，只想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的性质我全然不知，只知道他们所要求的条件：MBA学位，银行工作经验，香港关系网，这些，我全都没有；有的，只是想得到这份工作的决心。结果，我的穿着就是第一个错误。

　　　　一年前，我在美国一个“价廉物美”的百货连锁商店K－mart买了一件价值七十九美元的米黄色西装套裙（一般西装要一百五十美元左右；银行副总裁或董事级别的女士们，往往买五百美元到一千五百美元的；再好的，可以贵得没底，但也没有必要）；还戴上了一对生平第一次戴的金耳环。后来，公司大老板秘书告诉我，当她第一眼看见我时，差点晕了过去。她说，你不是去大商店应聘当销售员或是酒店当经理，为什么这样穿戴？

　　　　我上班后的第一天，公司的公关秘书（Public Relations）苏珊女士非常委婉地告诉我，上班时要穿保守颜色的西服套裙，质地要好，裁剪要合身。“一千美元买五套西装是你在这家公司最基本的投资。”她对我说。可当时我哪儿有钱？

　　　　“没钱？借。这是我学到的：哪怕借钱也要买相应的衣服。说不定这个面试就会因这套适合场合的衣服给促成。”

　　　　她接着又说耳环一定不能闪闪发亮，戴小的珍珠耳环或是钻石或人造钻石，要小，要不抢眼，不能让它成为你吸引客户的地方；你吸引客户的是你的脑子和你全方位的服务，从而将他们的问题解决好。亮耳环是去鸡尾酒会或沙滩戴的。

　　　　“如果你需要明快的颜色，用围巾和胸针做配件。Cucci不是以围巾、胸针和女用手提包闻名天下吗？Hermes的围巾比一套西装还贵，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昂贵的丝巾以特别的图案成为最优秀的职业妇女的装饰品。”

　　　　不管怎样，我在1992年从美国研究生院毕业后，有着吓人的文学博士学位，还能读古英文，能讲解莎士比亚，但却不知道怎样穿衣面试。如果我当时穿的是黑色西服套裙，Saks Fifth Ave.名牌制作，配着白色的衬里，一对小小的人造钻石耳环，指甲涂成白色的法国式样，脚登舒服的软黑高跟鞋而不是从廉价鞋店Payless买的鞋，我也许不会经过七次面试？我的大老板也告诉我，看我那一身穿戴，觉得我真诚得全然不知天高地厚。我的那句开场白：“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I’m for real，every bit of me.”（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我的每一两肉都是真的），确实让他惊讶。我服饰上的欠缺，因我英文流利、用词准确、毫不胆怯而弥补。但是，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些规矩，我就不用如此“吓人一大跳”。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毕业时，学校的placement office（录用工作处）能给我们上一堂“怎样面试”的课，该多好，从穿戴到工作问题的提出与回答，以及四十五分钟标准面视时间里，时间的正确分配与安排。许多学生，特别是中国籍的学生，就会省掉“要经历多少面试才能找到一份称心工作”的心理重负！

　　　　好的面试就是要“对症下药”，去酒店找工作和去贸易进出口公司找工作或去投资银行找工作，穿戴肯定不一样；而且找到的这份工作，职位的高低与相应的穿戴也不应该一样：去银行当秘书和去银行当第一副总裁，显而易见，穿戴不可能一样。穿衣打扮要符合自己的身份，更要符合公司的身份，因为你将来代表的是这家公司。

　　　　1995年当我替公司在纽约开发业务成功而搬迁到纽约后，因每周一次飞往纽约实在劳命伤财，我丈夫因此也来纽约。他原来是波士顿计算机公司的计算机高级工程师，这家公司50％的职员都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的公司文化还像校园文化，与硅谷文化十分相似：上班时穿着随便，下班后在公司靠大湖的巨大草坪上踢足球。当他来到华尔街面试工作时，他坚持要穿他习惯了的便装，我只好替他拿着西装、领带和皮鞋在美林、摩根与AIG的大厅里等候他，让他在面试之前换上这些“有强力的西装”（power suit）。他一边换一边抱怨领带太红，衣服太黑，衬衣领子太硬，皮鞋太亮。结果，他一天下来，三家公司的面试使他轻而易举地得到三份合同：这是内（懂专业）外（形象好）结合的最佳结果。

　　　　总而言之，在华尔街求职时，男士女士都应该里面穿白色，外面穿比较深色的西服或西服套裙；男士的领带最好是红色，表示热情；女士的耳环最好是小小的耳钉，且如果天冷的话，要围上作装饰的围巾以示高雅。冬天里，最好要带上风衣，牌子为“伦敦雾”（London Fog）为佳，深蓝色或浅色最为合适，颜色风格都合英国保守形象。穿着不能招摇过市，这是华尔街最忌讳的。不要拎新皮包，半旧为好，皮包不是装饰。华尔街流传着这么一个佳话：皮包越旧，成就越大。高圣的主席用的提包是四角全磨破了的，已用了二十年。当然皮子质量一定好，否则二十年的摔打还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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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2 二、口试的准备

　　　　口试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而往往第一句话就可以决定这家公司或这个面试官会要你还是不要你。当面试官与你握手并请你坐下后，他第一个问题往往是：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谈谈你自己）。这时你要十分小心，一定不能吞吞吐吐或口若悬河。你可以说：我这人很认真；我这人很热情或很固执；比如，我在研究生院做一个项目时，我……

面试官请你谈谈你自己是要知道你的“整个人”（a whole person），你的性格，做人态度，人生观，等等。他问的并不是你的学历、你的工作经验，因为他手中就有你的材料。你也可以反问面试官：“我的履历表你已经看过，你一定知道我是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毕业的；暑期中我去摩根银行当见习生（intern）；我的个人爱好是国债券的发行与推销，或是游泳。不过，我倒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这是关于工作的细节……”

　　　　这样，你就变被动为主动，向面试官就工作问题提问，让他回答你的问题；而且你会发现他十分乐意回答你的问题，这是人性所致：多数人愿当演说家，少数人愿当听众。

　　　　在四十五分钟的标准面试时间里（有时面试可以短到二十分钟，长到两个小时），你应该只用五分钟的时间讲自己的过去，用三十分钟讲工作，借这机会把所有的问题全弄清楚，最后留十分钟的时间提问：关于公司、业务、你要去的团队，等等。这最后十分钟是用来显示你对这家公司的了解以及感谢面试官的时间；同时不要忘了问下一次的面谈会是什么时候？如果面试官对你十分感兴趣，他会让你在会议室等着，他去找其他他认为合适的人或主管(decision－makers)来面试你，那么你的四十五分钟的面试就会变成两个小时。我曾经送出去的一位人才，在摩根银行整整呆了一天！

　　　　在面试时有两个问题要忌讳，除非他问到你，那就是薪水与个人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有极大的私密性。如果你确实让他们满意了，他们会主动问你你的薪水意向，有时也会问到你是否结婚，有无孩子。这些与工作无关的话题，最好不要主动去碰。政治观点、宗教信仰这些话题更是千万千万不能涉及的，因为无论你与面试官的观点如何一致，他也不会因为这个原由而雇用你，况且面试你的人不会只有一个人。

　　　　华尔街面试人才时至少全组人员都要见你，如果你要去的这个组有一个人不喜欢你或对你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或认为你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你都不会被雇用。我曾经送一高级人才去高圣，他见了二十七人，一共经历了八次面试，但终因有两个人对他有不同看法，高圣不能雇用他。华尔街有这么一句话：白天你是公司的人，晚上你是家里的人。华尔街找工作就像在生活中找伴侣，别人很难降低标准，你也最好不要委曲求全，两厢情愿才是真。

　　　　在结束这一段之前，我还要提醒应征者对另一常见面试官提出的问题要加以小心，那就是：“你的优点是什么？你的缺点（弱点）是什么？”

　　　　这是一个能否对自己作出公正判断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技巧在于弄清面试官的问题旨意所在。如果他只是泛泛一问，你也泛泛一答。优点缺点如果是三七开，那么说话时用去的时间也应按这比例，譬如十分钟谈优点，那么用三分钟谈缺点。优点谈得越多，相应的你的缺点也越多，比如你爱吹嘘自己的优点——这本身就是一个缺点。如果你能对自己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么面试官认为你对公司也能作出相应正确的判断。判断正确是能否在华尔街立足的根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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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3 三、身体语言的准备

　　　　身体语言的准备也是面试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手与眼睛在整个面试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握手要有力，表示热情、信任；眼睛要能看穿对方，进入对方的心底，这不是说盯着人看，而是很真诚地看，让人感到心换心，让人感到放心。我曾经将一名优秀的人才推荐给欧洲银行的一位副主席，但这位副主席立即拒绝了他，原因是：“我问他关键性问题时，他都回避我的眼睛。他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而我却没那时间去猜他的心思。”同样地，我在高圣的一位客户也是因应征者手足不知该怎么放而且眼睛也极不自然地向下看，让应试官感到应征者缺乏自信。“我们公司怎能雇用缺乏自信的人呢？”客户问。也许应聘者心里自信，但他表现出来的是不自信。“Image is every bit important as reality（表象与现实是同样重要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我送到摩根的一名应征者，他是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的。这是我惟一一次与一位计算机工程师打交道，我十年来只从事前台交易员、银行家、私人理财家、信用分析式或资产管理专家的业务。这位计算机工程师从香港飞到纽约摩根银行总部进行最后一轮的面试时，他在肯尼迪机场被一出租车司机骗去一百美元，那黑人司机把他放到摩根银行在中城的办公大楼前，扬长而去，没找给他零钱，他十分生气，打电话给我讲这事。我一再宽慰他这种事发生也就发生了，让它过去，不要影响面试时的心态。同时我告诉他，我们公司的会计师已写好了一百美元的支票给他，再者，摩根银行为他从香港飞往纽约买的商务舱机票也值三千多美元，面试的成功比这一百美元重要得多。结果他面试没有合格。因为他面试时不断地将他的腿分开并拢、并拢分开，而且是毫无意识的，因为他心上就丢不下那一百美元和被人骗了的那不好的感觉，让这坏的感觉尾随自己，结果让面试官误解了他。

　　　　“如果他这么紧张，我们的交易系统怎敢让他负责？”客户问。

　　　　如果心态不好，是不能去参加面试的，你宁愿改期。

　　总而言之，面试成功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如果面试官的性格与应征者的性格是“一拍即合”还是“一见就厌”，这些情况就难以一一描述了。但如果能在服饰上、工作要求的准备上、行为举止上以及时间控制上都能充分准备，成功的希望就有了一半：有备而来，往往功成圆满而归。

venson

我的七次搬家故事1

我一共搬过七次家，住过七个城市，它们是我生命中的七个转折点。我本想将这七个转折点，在书的第一章便呈现给读者，使您一开始就对我有一个清楚、完全的认识，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但思前想后，还是把它放在后面吧，不要让它“喧宾夺主”了。也许我的故事你们并不会重复，但是故事中的道理，也许有值得借鉴之处，特别是我在做每一个重大决定时的那些理由。

我第一次搬家，准确地说，离家，是1978年10月5日，那一天，我离开成都的老家去东北读书，那年，我二十一岁，考得四川省英语口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带了两个大行李口袋，一袋吃的，一袋用的，北上长春。

　　　　那一天，别提我心里脸上有多高兴，尽管在成都火车站与家人朋友挥手告别时，在汽笛声中，我淌下许多眼泪。

　　　　那人生的最初二十一年，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和少年的梦想？有多少缺少理解和呵护的日子？有多少痴情友情和无人知晓的心中秘密，自消自散在树荫下和河滩上，顺着锦江河水，无声无息地流去？

　　　　上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首先，在学校里，所有的同学都没有父母在身边，这样我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靠自己的努力，被学校、老师和同学重视。在吉林大学校园，我第一次感到与他人平等。在此之前的1977年，我也参加了高考，但因为“政审”的原因——我的养父生父都有“政治问题”，我的养父大舅父曾担任过国民党成都市参议员，解放后一直背着历史反革命、“文革”时又背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我没能被录取。（我和我家人的故事，已在我的自传体小说《中国:我心脏跳动的地方》里描述过。作家出版社，2000年。）当我在上大学的第一个晚上，用全部真情写下上大学的第一篇文字《感谢邓小平》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上了大学，然后读研究生，然后出国读博士，然后有一份高薪的华尔街工作，并且与我高中时一见钟情的丈夫成为比翼鸟，连理枝。

　　　　一岁时我便失去母亲，然而我的生命之路却应了美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上帝关注着我们每一个人（God is watching us）。”在我，则是“没娘的孩子天照应”。上大学是我在冥冥中受到的第一次惠顾，是我生命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机，它让我甩掉过去的一切不幸，将心酸永远留给了昨天。昨天，我哭过，但今天我再也不哭了。在我以后二十年的奋斗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生惟一不能选择的，是自己出生的家庭；然而，我们一生的光阴，却是用来改变人生、改变家人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浪费一生或成就一生，那是可以选择的。我选择了后者，而且义无返顾，说到做到。到美国后，贫穷的童年和贫穷的中国，给了我不服输的心气。在我以后在美国求学求职求生的路上,靠着我的心气，靠着我的硬骨头，靠着我的平常心态和吃苦精神，愉快地实现我一个个的梦想：文学博士，华尔街的高薪工作，幸福的家庭，全世界众多的朋友……

　　　　离开成都的老家，是我迈向自己生活目标的第一步，是我生活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我第二次搬家是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南开大学读研究生。那是1981年12月底，因为学习成绩好，大学时我跳级一年，与1977级的学生一块儿在1981年年底、1982年初毕业。当我终于装好自己七个纸箱子的书，在刺骨的寒风中排着长队，和毕业班的同学一块儿，在灰色的宿舍楼前等着长春火车站服务部的同志，办收我们的托运行李，那已是1982年的1月7号。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挑选该扔该留的东西，该运到南开的书和运回成都老家的作业本子。没想到我居然有四十多本作业本，密密麻麻地写满读书心得，读书评论，还有充满各种情调的小诗、散文和大堆没有成文的“迷惘的一代”和《荒原》的翻译稿件，我扔也不是，留也不是，一个星期，就在读这些“大学心得”中很快过去。最后，我将它们连同所有的书，英文的，中文的，马列的，古典的，现代派的，一古脑儿运回成都的家中。我到南开报到时，只带了一个手提袋，里面简单地装着我用了三年多的一本英汉字典——这本翻破了的字典，如今放在美国东部我五百平方米的家里，搁在地下室壁橱的中央，和我一路得来的奖状呆一块儿，有时，在烛光中，还能看见油腻的黑封面上我的千万个指印。

　　　　除了字典，我还带了一条长长的绿色全鸭绒围巾。这条围巾是我离开成都时，家里的亲属们凑钱买给我的上大学礼物，花了十四元。1978年的十四元，是很大一个数。那厚围巾胜过大棉袄，是我大学期间的“最爱”。每个冬天的星期六，在学校浴池洗完澡，用大围巾裹上我湿湿的头发，我的长发就不会在去宿舍或教室的路上，结上冰，冻成绳。人们不知，那围巾曾救过我的脑袋。我最初不知东北寒冷的厉害，每当从宿舍望出去，东北的冬天，天空总是那样的蓝，那样的阳光灿烂，耀得我眼也睁不开。加之宿舍暖气烧得像夏天，于是出门时，总是忘记多穿衣服和戴围巾。衣服穿少了，没关系，两分钟就跑进教室；但没戴围巾，可是要了我的命，我最初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的前额头痛得要裂开，在床上打滚，同学用我的大毛围巾裹住我的头和脖颈，将我送到校医室时，头就不痛了。可刚把围巾取下，头就开始痛。我方才明白：我的头脸，也需要“穿衣保暖”。我的第二次搬家，把大学留给过去，把知识留在脑里，把温情留在心里和手提袋里，然后轻松地去“学海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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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七次搬家故事2 我第三次搬家是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任教。这一次，我是决定将我“南开的家”永远地搬到北京，因为对于我来说，北京大学应该是我人生旅程的终点站，暗地里我十分自豪我的名字将能与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任过教的许多老前辈连在一起：蔡元培，朱光潜，李赋宁，杨周翰……可我怎么也没料到，到北大仅仅五个月，我会在北大校园未名湖边晨跑时,意外地遇到美国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文学院前院长Prof.Guidoweiss.他和我交谈二十分钟后对我说：“你应该去美国深造。让我来帮助你。”虽然根据北大当时的规定我要工作两年后才能出国，但文学院难得的奖学金使北京大学也慨然同意我出国，还发给我制装费，办好出国的一切手续，买了中国民航飞纽约的机票（从纽约到圣路易，乘的是美国国内TWA的商务舱，也是北大出资），由系主任胡壮磷亲自送我上飞机。我去了美国，因各种原因，不想一呆就是十七年！

　　　　飞美国之前，我又得搬家。但在1984年12月30日那天，我的视线中暂时是没有美国的。我的志向是中国的文学批评。因我决意要在北京大学度过我1985年的第一天，开始我新的生活，所以尽管12月30日那天，北风呼啸，雪花大如鹅毛，我是决心不改，一早在学校人事处王老师的帮助下，找到一辆半旧三轮货车，去到天津火车东站货运站，把二十多个纸箱子送上火车。我的研究生导师李宜燮教授和他夫人在南开大学校门口，碰见从火车站回来冻得口鼻发青的我，将我带回他们家。李师母替我熬了一大碗姜汤，让我趁热喝。师母原本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因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李教授从北大调到南开，师母也就随着先生去了天津，虽然不再做医生，但待人的热情和体贴，仍如医生一般（先生和师母已在1993年、1994年相继过世）。幸好那碗热腾腾的姜汤，我没有被寒气击倒。想起当年在火车东站，又说好话，又求人，又动手搬箱，天不怕地不怕地将二十多个大纸箱子快速地过秤，怕人不接我的货，因为过了今天，就要等上三天，我当时汗也累出来急出来了，一个箱子没抓紧，掉地上砸了我的脚，我也顾不上痛。等送完箱子晚上回家脱鞋一看，大脚趾全红肿脱皮不说，那血流得我满脚趾头都是，又全干掉了！

　　　　

　　　　我第四次搬家是从中国搬到美国，这可是一次远行。从南开搬到北大的二十多个纸箱子，有一半多还堆在我的单人床下，没开过封。把它们托运回成都，那是肯定的，但这么多箱子托运回成都，成都的家有地方装吗？我的大表哥自杀后，他的书本，已经装满了我的养父（我称大舅父）的柜子；我几年前从吉林大学寄回去的几个箱子，将大舅父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我看着一屋子的箱子、盒子，头也大了，眼也直了。我终于做出决定：烧三分之一，卖三分之一，寄回成都三分之一。

　　　　搬家的那天是1985年7月23日。7月22日学生考完试，23日学校放假，同时毕业生也毕业，我将于26日去美国，时间很紧。我一共教了数理化三个班。三个班的一大群学生，一早就来帮我搬家。一部分同学将我整理出来去卖的书本子和去烧的东西，全拉到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废品回收处；另一部分同学，则帮我将七八个纸箱子装到学校借来的一辆小货轮上，代我送去北京火车站来学校的代办处。人多，家一会儿就搬完了，然后我们坐在搬空了的红二楼靠水池的我那间原本十分温馨的小屋里，吃学生带来的小西瓜。学生十分舍我不得，相处一学期，我教了他们不少英文，读的，说的，唱的。我们在北大办的“英语俱乐部”，每周六晚上，我请上勺园的外国留学生，给来俱乐部的学生轮番讲英语故事，读英语诗，弹吉他，然后自由对话。两个小时的活动最后变成五个小时，从最初的三十多人到后来二百多人，黑压压地站满、坐满学三食堂——英语俱乐部的所在地。那天，我和我的学生唱了很多歌，最后一首歌是大家唱的：《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乡村之路，带我回家）》，那是美国当年最流行的歌手丹佛的成名歌。他的这首歌，使他的家乡西佛吉尼亚，从世界版图上跃出，为世人瞩目。

　　　　

　　　　我第五次搬家，是1992年从美国的圣路易市搬到东部的波士顿，那是博士学业完成后，去波士顿与丈夫团聚。丈夫最初也在华盛顿大学念书，后到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然后在波士顿128高科技圈洲际公路旁的波士顿电脑公司工作，我于是北上，带着一大卡车书和家具——这些家具要么是朋友给的，或是从旧货店买的，或是拾荒来的，在波士顿求职安家。(其实，从1985年到1992年这七年在华盛顿大学求学和教书期间，我常往来于圣路易市和波士顿两地，我对波士顿并不陌生。)波士顿才是第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女儿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妇产科医院出生，丈夫在波士顿，我在波士顿找到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工作。这份工作是我翻了一周的报纸，手指也翻黑了，而且还经过了七次面试才得到的。我没有商学院学位，没有银行工作经验，没有香港客户源，更不是哪位世界级富豪的女儿，舒利文（Sullivan）这家美国金融企业与华尔街人力资源咨询公司，能在美国经济的冰点期——1992年，在拒绝了一百多名面试者后最终决定雇用我，现在想来，也还是奇迹。我在这家公司一干就是十年，直到今年夏天，因我那曼哈顿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79楼层的办公室随9·11大楼被撞而消失，我再无法面对那一片心痛。后在银行客户的鼓励下,我终于决定在新泽西州创立自己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为中美跨国银行提供“重量级”的将才服务。

　　　　如果不是因为1995年我在华尔街繁忙的工作，和每周、有时每天乘“班机”从波士顿低空飞行四十五分钟去纽约上班，而吵着要搬到纽约去开拓公司在华尔街的业务，我和丈夫也许就会相对永远地呆在波士顿了，丈夫也许就会在波士顿电脑公司渡过一生，而不会进入华尔街从事风险控制的工作。但是，喜欢往前走的我，迫使他也改变了生活旅程。